王 刚

“南联”的成立

1942年5月，日寇采取穿插分割，多路交叉并进的方式，大举侵犯浙东，打通浙赣线。5月21日（农历四月初七），从诸暨方向来的敌人经过义乌县城，并向西进到义乌、金华交界处。22日，从东阳黄田畈方向过来的一股敌军，经雅治街、赤岸、佛堂到义亭方向。

日寇侵占义乌，地方沦为无政府状态。大约是6月上旬，义乌南区出名的地方士绅，雅西的傅亦僧、赵宅的赵钦生、东朱的朱升铨、佛堂的何芸生、青口的王樟有等人，在白鹊寺召开乡镇长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义乌南区各乡镇联防办事处”（简称“南联”），会议推选傅亦僧、朱升铨为正、副主任，赵钦生为经济组长，何芸生为自卫组长，王樟有为总务组长。决定以各乡镇原有武器为基础，分别组织自卫武装，维持地方治安。佛堂镇自卫队力量较强，有20多人枪，队长楼国荣，沿江守卫。6月中旬的一天，敌人从义乌出发袭击佛堂，自卫队在江边抵抗，3名队员牺牲，其余溃散。从此，敌人以道院山“莲社”房子当营房筑了碉堡，另有少量敌人一度把守浮桥头，佛堂成为敌人据点。

日军在佛堂安下据点后不久，浙赣线东段的日军缩回到以白龙桥为据点，据守金华、义乌。为保障浙赣铁路侧翼的安全，曾在南区投入大量兵力，最多时有千余人，后来逐步抽调他处。敌人安设据点，除了佛堂镇的道院山、浮桥头以外，还有王院、坑口、尚山、挂网山、杨鞍山、三丫塘等6处。

敌人设点据守后，兵力经常流动，拢乱乡间，需索更甚。地方为求暂时安宁，到处出现“维持会”以应付敌人。少数宵小投敌附逆，为虎作伥，趁机掠夺，作恶多端，谁惹了他们，就会被指为“游击队”遭受杀害。人民群众惴惴惶惶，强忍愤怒而又无可奈何。“宁作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感叹是共有的，亡国奴实在不好当。

1941年日寇流窜诸暨并曾进入义乌边界，国民党的义乌县政府一度迁到当时的五指乡山盆村。1942年5月敌人进犯义乌前，县政府又搬到这里驻扎过一阵，敌军侵占义乌全境，才流亡到永康去。6月，日军在佛堂安下据点后，稽亭塘人丁良贤当了维持会长。丁曾在上海活动，是个颇为出名的流氓惯窃分子。他当了维持会长，死心塌地当汉奸，四处收罗爪牙打听消息，为敌人提供情报，义乌县政府驻在山盆村的情报就是由他提供的，敌军派大股部队到山盆“扫荡”，也是他带路的。敌军突然包围山盆，这个600多户的山村，除剩下“五间头”一所房子外，全部烧光，群众的家具、农具、衣物亦同时被毁无存，受灾之剧，前所未见。入冬后，许多灾民啼饥号寒，生活极其困难。那时“南联”的经费系向各乡富户募集摊派，曾拨出一部分用于救济山盆的灾民，稍微减轻了群众的部分痛苦。

丁良贤这个铁杆汉奸，在南区是人人痛恨的。他布下的情报网确也起过作用。我参加部队不久就被他知道，把我的哥哥王仙山杀害。我听到消息，半夜回家奔丧，当即离开家中，第二天拂晓敌人即包围我家搜捕。丁良贤的存在，对“南联”也是大祸害，必须下决心除掉他，设法对他的活动经常进行监视。42年11月的一天，探悉于逆带领一群爪牙从赤岸敌人据点回到佛堂，我带一个小组预先埋伏在田心附近的穿心凉亭里，将丁良贤及妻子、妻舅活捉过来，另外打死两名汉奸，缴到短枪两支。我们对丁严加审问，他供出被他收买的10多个情报人员名单。丁良贤被处死，分散各地的潜伏敌特也全部消灭。这次除奸活动，不但为山盆村和南区人民报仇雪恨，也给敌伪以重大打击，使他们的气焰有所收敛，不再象过去那样嚣张，肆意横行。

开始时各乡、镇的自卫队系分散活动，组织松散，整合作用不强。6月中旬佛堂镇自卫队抗敌受挫后，何芸生不甘示弱，奋起组织较大规模的武装，抗敌兼以自卫。他一面拿出家藏的10多支长短枪，在桥下坑村集合佛堂镇溃散的自卫队员，又向各乡搜集武器，派青口的王铁吾（中央军校六期毕业的国民党旧军官）任中队长。我应何芸生之邀参加部队，他派我担任短枪突击队长。中队约30人枪，最好的武器是一支手提式冲锋枪。突击队10多人，都是短枪，王龙也于此时带3支枪和一部分人参加，被编在突击队里。这时“南联”武装初具规模，并控制了12个乡镇中敌伪据点之外的全部地区。在永康的义乌县县长章松年，就给“南联”的武装委以“义乌县国民兵团自卫第一大队”的称号，大队长何芸生，算是县政府的队伍，但未给一枪一弹，也不派人员，不提供给养，因此，地方自卫队性质未变。中秋节前一段时间，何芸生率部队驻在当时求自乡的山南村。当时一股自称“第三战区奋勇支队”的武装，从浦江到永康方向去，到南区时，他们要求与“南联”联系，共同商量抗日。何芸生推诚相见，招待他们住宿，他们竟乘我毫无戒备时，突然翻脸，强迫何芸生交出武器，结果缴走中队的全部长枪。

何芸生对此异常悲愤，决心重整旗鼓，坚持抗战，保卫乡土。他以短枪突击队为基础，更加广泛深入地在本地搜集武器。队伍驻在双尖山庙时，人员寥寥，粮弹均缺，敌人七八个据点把南区分割成小块，部队活动比较困难，决定将重新收集的少数长枪隐蔽埋伏，短枪分成三拨，为造声势，都称为中队：第一中队长王刚，第二中队长王龙，第三中队长施瑞，其实每个中队只有一二十人，十来支枪。活动范围也作了大体划分：一中队活动在佛堂、赤岸、倍力一带；二中队在江湾、王宅、何店一带；三中队活动在青岩傅、徐村、陈村一带。主要任务是向殷富户筹款用以购买武器，镇压汉奸，削除敌人耳目。因为队伍中人良莠不齐，又不懂得讲究策略，因此也发生过一些违犯纪律、轻易杀人的行为。何芸生又亲自赴云和向省政府呼吁求援。何芸生曾任国民党的军官，泰顺县县长，在军界政界有一些关系，当时省保安处处长黄云沛，就是他在黄埔军校当区队长时的学生。他说服黄云沛并得到支持，从碧湖附近的大港头兵工厂购得6箱武器，其中有6挺仿造的捷克式轻机枪、12支德国式二十响快慢机、12个枪榴弹筒和一批七九步枪子弹，先运到永康塘西，然后再运回南区。有了这批武器，1943年春节后各中队都扩大了，实力较强，队伍象点样子了。

何芸生购回一批武器后，没有久住永康塘西村，而是不顾个人安危回义乌来。1943年初夏的一天，何芸生在倍力召开中队长会议，会议尚未开始，就被佛堂据点出来的敌人所包围。原来这是王龙中队的3个外籍兵苗长生、刘德胜、周海云叛变投敌。他们把孝顺据点的敌人用汽车运到佛堂，即带敌人包围倍力。何芸生率领干部、卫士奋力突围，其余人均冲出来，他不幸中弹倒地，叛徒向他劝降未遂而当场被杀害。

由于叛徒投敌，敌人掌握了“南联”的活动情况，加上何芸生牺牲，活动很困难。朱升铨通知全部武装人员撤到永康塘西休整。这时已是吕师扬当县长，他给“南联”武装以“义乌县抗敌自卫部队第一大队”的番号（群众仍称“南联”，队伍性质不变），委朱升铨为大队长，我担任大队附。王龙因扰害地方，随便杀人而由吕师扬下令处决。三个中队长是：第一中队长冯廉，第二中队长吴模，第三中队长施瑞。不久，队伍就回到南区来。这时，苗长生等3个叛徒匿居赤岸，在敌人情报组当差，行动小心，很少外出。一中队派入进入据点将苗长生、周海云打死，刘得胜逃到外地去。

朱升铨，浙江九中毕业，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曾在黄埔军校任职，北伐军到浙江后，任江山县长。他身边一位姓徐的秘书是共产党员，“清党”时上级指名将徐逮捕，朱升铨资助他脱逃（这位徐同志解放后在华东局工作，曾邀朱去沪住了一个多月），后来又曾一度任何南禁烟专员。他几次做官，都没有敛财自肥，仍然家境清寒。他为人淡泊名利，沉默寡言，罢官回家，曾倡导集资在寺西坑垦山植桐。他在“南联”遭遇困难时，毅然受命出任大队长，以致因此而遭日寇痛恨，儿子被杀，房子被烧，他也毫不动摇，坚决抗日，直到胜利。

“南联”主任傅亦僧留学日本，当过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国会议员。义乌沦陷后，他表现出极强的民族正义感，身边经常带一小包氰化钾（“三步倒”），一旦遇敌，宁死也不受辱。县城沦陷后，又拉傅屏侯任汉奸县长。傅屏侯写信邀亦僧到城里，被他严词拒绝。后来，城里20名伪军会同驻赤岸的日军，包围雅西，企图绑架傅亦僧，结果傅越窗逃脱，未遭毒手，但腿部受重伤。 这时，金东义西联防处主任吴山民写信派人慰问。并邀他到义西治疗。傅亦僧到第八大队住了两个多月，和不少共产党人有过接触。他十分赞扬第八大队的战斗力和生活作风，对吴山民也很敬佩，常称吴是奇才。

吴山民和八大队邀傅亦僧到西区治疗，显然是共产党对“南联”的关怀，争取团结抗日。43年秋，由吴山民出面相邀，由朱元松来陪同王时泽（吴山民任义乌县长时，王在县府任职，这时是佛堂区区长）和我到西乡与吴山民会晤。吴山民热情招待我们并介绍义西区人民团结抗日、安居乐业的情况，他对我们的谆谆教诲，使我们受到很大教育，这也是共产党团结争取“南联”抗日的行动表现。44年春季，由我代表“南联”，在金东让河街民主人士何茂钟先生家中，与第八大队长王平夷见面。当时讨论的，一是普璜乡（现在的杭畴乡）、肃田乡（现在的畈田朱乡）的归属问题。这两个乡在铁路以南，但习惯上属于西乡，一度两边都分派负担。“南联”坚持要将这两个乡划为自己辖区，第八大队以团结抗日为重就作了让步。另一问题是团结抗日，双方商定有事协同，避免发生冲突。其后“南联”也是信守互不侵犯协议的，没有与第八大队发生磨擦。实际上，双方活动地区有铁路封锁线阻隔，第八大队力量强大，又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任何人也不敢对之轻举妄动。当时，南区有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我们是知道的。象朱恒卿这样比较红的党员，在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时，朱升铨曾不止一次给以掩护。但是，由于当时“南联”领导成员思想上的局限，没有进一步靠拢共产党和党领导的第八大队，也辜负了吴山民、王平夷等同志对我们的教育。

佛堂东边的塔山（云黄山）有优质的砩石矿藏。1943年夏季，日寇着手开采这里的砩矿，派一个姓“那许”的日本佬当“佛堂砩石公司”的负责人，并配备一个分队的武装人员护矿。“南联”为制止敌人掠夺战略物资，派罗正彩（山西人）以民工身份进入矿内，而且得到日寇的信任。44年9月下旬一天的半夜里，倾盆大雨，“南联”部队按照计划冒雨行动，一、二中队割断敌人通信电线，埋伏堵击可能前来增援之敌，三中队冲入佛堂砩石公司，里应外合，俘获全部护矿敌军6名（那许这时不在矿，未俘获），又抓到汉奸邵宝棠（“金华地区砩矿总经理”），缴获轻机枪1挺、二十响木壳枪1支、步枪6支和一批弹药资财，我方无一伤亡。从此，敌人没有再在那里开采砩石。邵宝棠被抓后，金华曾来人说项，愿出任何代价“赎人”，我们没有同意，把邵和6名敌这解送永康大平，吕师扬下令将邵宝棠枪决。后来听说，6名日俘由国民党军队接收，押送到浙南去，半路上夺枪反抗，当场击毙两名，有两名逃回武义砩矿。

1944年冬季，“南联”曾配合并协助国民党的三十二集团军总部突击营，在义乌搞了两次爆破活动。一次是在溪西桥头埋地雷，炸毁日军从赤岸开出的1辆卡车，炸死敌军4名。另一次在义亭站西边的傅宅附近爆破铁路，炸坏机车1辆。结果溪西、傅宅两村房子全被焚毁。因为敌人残酷的报复行为，此后“南联”行动格外谨慎。当然，力量悬殊，要保存实力，也是一个原因。

1945年春，日军为收缩兵力，南区除佛堂据点以外，其它据点陆续撤走，“南联”的活动余地更大了。国民党的县政府由杨焜把“南联”当作依靠力量，“南联”也保护、供养了他们。

8月14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南联”部队虽然成份复杂，纪律不大好，但总算坚持到抗战胜利。这时，在义乌的日军尚未缴械，仍然踞守据点。汉奸伪县长黄克梧这时想同“南联”拉关系，派人带信来要求会面，我们假意与他周旋，将他诱到徐村附近将其枪决。这一行动大快人心，临刑时围观者人山人海，许多人点香烫他。

45年8月下旬，国民党二十一师进入义乌，扬言要对义西这块“赤化”地区杀尽烧光。第八大队和坚勇大队北撤，二十一师也奉命开赴内战前线，“清乡”任务就由地方包揽下来。国民党组织了一个“宣抚团”，县长石有统当团长，副团长朱升铨兼第一大队长，王瑞井为第二大队长，何维宁为第三大队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杨鹤松，民政科长骆善大以及楼怀新的刑警队也在宣抚团里。在40多天的“清乡”时期，曾捕了不少地方干部，以“登记”名义强迫他们作行政“自首”。“南联”部队在“宣抚团”中的行动不是很卖力的，因为既无公仇私怨，也没有人妄想或敢于借此升官发财。但参加了这个行动，实质了是执行了国民党“爱国有罪，卖国有赏”的反动政策，是“南联”历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幸而当时“南联”领导成员头脑比较清醒，过去受过吴山民同志等的影响，没有在“清乡”时动过刑，杀过人，发现几个第八大队的伤员，也没有施加迫害而是悄悄让他们回家，才没有造成更深重的罪孽。

抗战胜利，国民党县乡政权恢复，“南联”宣告结束。1946年3月，部队缩编为一个中队，我担任中队长，其余人员按入伍时间，每年发一个月遣散费（约100斤米）予以遣散。借用的短枪归还原主，一部分长枪发到各乡、镇保管，短枪大部为干部分藏。剩余的一部分经费，为何芸生进行殡葬，并在道院山建了3间平屋作为“忠烈祠”，以纪念何芸生和其他牺牲了的人员。

                            本文选自《义乌文史资料》第一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