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甲法

我是江湾乡崇山村人，从小在杭州经商。杭州沦陷前，回家来避难。1942年秋，村里发生鼠疫，我身历其境，并且参加村防疫委员会，知之较详。那年农历八月中旬到十月下旬，全村死亡336人，被日寇焚毁房屋150余间。实为我省鼠疫史上最大最惨的灾难。

灾后惊痛之余，我曾写有崇山村鼠疫史一稿，不幸日寇抄家时被抢走。现在忆写，因年迈记忆力差，难免有差异了。但因系亲历亲见，印象极深，所记与事实不会有大的出入。

崇山村鼠疫以腺疫占大多数，死于肺鼠疫的占少数。疫病流行时，死鼠特别多。老鼠因跳蚤传染患了鼠疫，发烧难当，到处找水饮，饮水后即死亡。因此，灶头汤罐边、面盆边、阴沟中死鼠成堆，王道生家左邻右舍更多。人受感染，腋下和腿根淋巴腺肿胀，过一二天就死亡。

鼠疫的起因，远因据说是日寇于前一年在衢州投下鼠疫菌，其后蔓延到义乌。这方面知之不多，无从深述。近因是崇山村人王焕彰（土名老哭皮），身体极为强壮，时年50岁左右，因事到廿八都深坞坑去，回家途中见一人睡在路上，他出于好心，曾为他提筋扭痧才归。他当夜发高烧，越二日暴卒，于是随俗治丧。按旧俗，尸身大殓入棺，钉棺盖时，亲属跪地，头贴棺材，一肩承棺底，以示“抵痛”。他家除次子在外经商得免于死外，共余5人先后染疫身死。从此，村中死鼠死人日益增多。

王道生是个中医，又是有8个儿子的大家庭的主人，为人厚道。他家附近出现死鼠特别多，大家也不以为意。一日有病人求医，诊脉开方后谓然说：“余从此终了。”并把开方的毛笔和把脉的垫枕掷之于地。也许他当时已自感不适，过二日而卒。他家大办丧事，延僧做佛事，亲友吊唁事甚众。接着疫势旺发，他家先后染疫而死13人。村里涉及面甚广，疫情达到高峰。我的二哥甲初，帮他家料理丧事，也染疫而死。

鼠疫盛发前，已被敌伪所知，日寇扬言要将全村焚毁。听说伪政权“义乌乡镇联合会”会长傅屏侯向敌酋建议：中国人对鼠疫防治有经验，暂缓焚毁。他赶到江湾，召集江湾、崇山两村派人参加紧急会议，决定组织防疫委员会，以适应当时形势需要，阻滞日军焚烧行动。次日，防疫委员会成立，分别呈报在永康的义乌县政府和县城的伪政权，争取支持。防疫委员组成人员是：王芸生、吴宗藩、王文格、王焕利、童可人（“南联”医官）、王甲法。委员会的任务是协助敌伪派来的医疗队打防疫针，宣传病人隔离，设立疫人隔离所（对日伪保密）。

我对被推举为防疫委员有顾虑，认为它与县城的伪政权有联系，也是个伪组织，将会身败名裂。但住在崇山，不参加又不可能。后经有识之士解释：防疫等于防敌，如万国红十字会一样，乃毅然参加，积极投入工作。我出主意设置了病人隔离所，不怕染疫而东西奔走，一心拯救疫人，早日扑灭灾情。家藏上海雷允上六神丸600瓶，无偿送给病人服用，不少人服后居然有效，还给无亲属和贫困死者购施棺材13具。

敌伪医疗队惨无人道，将染病未死的人强拉到野外僻静处，解剖化验。村人为此惊恐万分，但又无法逃避这种劫难。邻近村庄有亲戚的，也均得到命令不准崇山人进村避难。外出没有地方，在家又恐被敌伪医疗队得知遭难，因此得病的只好在离村较远的山垅和田塍、坦墈下，搭个地簟铺栖身，以逃避检查。这样办，病人增加痛苦，服侍的人同铺共住，易受传染。为此很有必要设立疫人隔离所。我几经视察，选定林山寺即主山殿为所址。这里四面空旷，只有一小山突起，与周围村庄相距颇远，离江湾、崇山均相隔一里半，空气新鲜，殿宇宽敞。病人在此隔离，比在田野间搭铺风餐露宿有天壤之别。寺内住有一个老太婆，身子尚健，可以照料茶水饭食等事，服侍周到，宛如家中。既可避免敌伪医疗队的残害，又可免传染他人。病人乐于住进去，还因许多人有迷信观念，以为有“主山大官”保佑，精神上增加抗病信心。但终因医治乏术，又无牧效药，少数人侥幸病愈回家，多数住进隔离所的人仍难逃死亡厄运。总的说来，隔离之后，疫情日益减轻，也没有蔓延到邻村。

村人焕贵之妻患病在床，被敌伪医疗队发现，当即以一种剧毒药给她注射，促其早死。越二日，她竟能跑出门外，被医疗队员看见，惊异恐慌，认为是鬼，想拔枪将她打死。她跪下求饶，说经治疗后已痊愈。医疗队也百思不解，据他们说是以毒攻毒之故。另有几起用土法治疗得救的事例：患病者将腋下、腿根的淋巴腺肿块，用剪刀剪破，揿出毒汁，将大蒜捣成糊状贴上，换几次而病除。有采用八角刺（十大功劳）放置床四周和老鼠出入道路，作为预防，竟未罹病。

当敌伪刚进村时，以检查体格为名，命令全体村民聚集村后山背广场，男女相对分别排队。敌酋宣布各自把裤子脱下以便检查，很久无人响应。他又威胁说：再不听令就“嘶啰嘶啰”！这时我义愤填膺，主动站出来对翻译说：日本人男女同浴是正常的事，而中国人认为是奇耻大辱，这是风俗习惯问题。建议男女分别列队，搭两个便铺，分头到铺中检查。敌人认为有理，乃按此行事。村人甚赞同，防疫委员会一定要我参加，此事也是原因之一。

敌伪医疗队扑灭不了疫病，就采用焚毁民房办法。事先也曾摸底，以检查卫生名义进入各家各户，他们认为灶前很脏的一定死过人，公家厅堂多曾停尸，都列入疫区。此种调查极其主观片面。我家老屋住着的四婶，放火前死掉，次晨我雇人将尸身移到楼下猪栏里，用稻草盖好，并打扫清洁。敌伪医疗队几次进入检查，未发现破绽，此屋幸免被烧。村民早就想到敌人迟早会放火烧屋，但财物无处可移动，只好听天由命，被烧的户，房屋财物一概化为灰烬。

                         本文选自《义乌文史资料》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