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日，我们根据金萧支队长蒋明达的指示，在浦江曹源村和李铁峰分开活动了。他带金萧支队第八大队第二中队和部队干部将去开辟严衢地区，我带第八大队第一中队和路北县政府人员坚持战斗在金（华）义（乌）浦（江）兰（溪）地区即路北县。

我们于3日午夜进入义西，在黄山乡和何里乡一带活动了几天。7日下午得到策动义乌县自卫第三中队（驻佛堂）起义成功的消息，即连夜率部至山头下村迎接会师。黎明转移到长塘徐，开了联欢会。原拟攻打上溪敌据点，经研究认为：义南地方素多封建堡垒，散在各地武器不少，又闻原驻上溪的敌第一中队已调去佛堂补防，且有起义中队的人地关系，乃决定挺进至义南活动。

佛堂，向来是义乌南乡的重镇，水陆交通便利，民殷物阜，商贾众多，市场繁荣，是伪县府赖以搜刮的地方。义乌县自卫第三中队起义之后，伪县长郑惠卿即调驻上溪的亲信第一中队萧立琦部到佛堂补防，驻扎在“当店”房子中。

我们于10日晨到葛仙村，在桥下坑、山口、下窑塘、洪塘、青口、赤岸、里城、石塘等地活动了接近10天，做些宣传、调查、收缴土顽武器、开仓济贫等工作。并侦得还有一个军统的交警中队，正在招兵扩充，现驻在“当店”房子的楼下，拥有汤姆、卡宾等新式武器。萧部住在楼上，有轻机枪4插及若干步枪。

据起义中队长冯廉说，他在交警中队里有亲友。我许以重金作报酬，着他去做工作找内线。事成之后，于18日在石塘村召开战前会议，参加的有八大一中队长陈明奶，指导员徐美，三中队长冯廉，分队长罗正彩，还有起义负责人王刚和金义区长傅宜。会议决定当夜攻打佛堂据点，第一中队攻据点附近的碉堡，第三中队攻“当店”据点。晚饭后开始行动，午夜12时左右抵达佛堂，然后按预定计划进行，先由冯廉与交警内线接上头，把门开了，先锋部队立即冲入营房，一声喝令“不许动！”，敌人从梦中惊醒，傻着眼看我军收缴挂在墙上的武器。那个姓成的中队长闻声开房门出来，也就乖乖地做了俘虏。这时楼上的敌人已发觉了，在楼梯口向下扫机枪，我军才开枪还击。一阵密集地枪声之后，接着是喊话：“我们是第八大队，缴枪不杀。”“你们已被包围，只有放下武器，才有生路”。“交警中队已缴枪投降了”。敌人继续在顽抗，如此反复多次未能解决。

据报碉堡无敌防守，一中队扑了空。即令撤回，合力攻“当店”据点，但虽四面合围，火力与喊话轮番进攻，而敌据楼上，仍然顽抗。这时，正好罗正彩前来汇报情况，请示命令。我考虑敌有数挺机枪，扼守楼梯口，如若硬冲，势必伤亡惨重。纵观形势，又非攻下不可，而该屋仅东面离民房较近，屋高墙厚，坚固异常，用火攻不致累及人民。反正军事行动，也顾不得许多，即令罗正彩去拿两听煤油来，作最后喊话警告，敌仍继续顽抗，不得已乃以火攻。倾刻间火势上楼，敌始纷纷逃入民房，我军奋勇冲入搜索，击毙了姓萧的中队长，其余才一一做了俘虏，时已拂晓。此役计毙、伤、俘敌官百余人，而我军无一伤亡。计缴获交警中队的汤姆机枪6插，卡宾步枪10余支，短枪2支，子弹千余发；敌第一中队轻机枪3挺，步枪50多支，弹药数千发（有一挺机枪那晚派在浮桥，被逃脱）。

佛堂战斗取得胜利后，我们回到金义地区，发动群众，将缴获武器扩充了两个中队――第四中队和特务队，连同一中、三中，共有四个中队。此后奉令改称路北县自卫大队，我兼大队长，冯廉为大队附。准备攻打上溪据点。不料敌酋余志汉已带队逃进县城去了。4月下旬，伪县长郑惠卿只得称病引咎辞职，匆匆离开义乌，接替的伪县长夏明翼，初来乍到，更是一筹莫展，全城反动派惶惶不可终日。

4月27日，接支队部通知，我带三中队和特中去富阳龙门，参加支队部召开的配合大军接管城市会议。留一中和四中会同金义区署，在夏演、上溪、溪华、吴店、傅村一带活动。5月5日，我回到义北李祖村时，据义北区长吴舜和报告：国民党军一一○师（新近到义乌驻防的），已由师长谬运升于4日部离城，来找我们的政府起义投诚云云。当晚我与该师代表谈判，与其约法三章：（1）今后行动听路北县政府命令；（2）给养由路北县政府供给；（3）遵守我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得扰民；派吴区长为代表指导，保证其安全。谈妥后，指令移驻浦东的钟村、古塘一带待命。

原来当时的义乌县城，已经混乱不堪，竟是鸡飞狗跳，相率逃命。另一驻军廿三师也各奔东西，刑警队随之起义。第八专署的专员仓惶出走，专署独立营、县自卫总队等武装，一齐离城向东逃窜，至5月6日，义乌县城已成真空状态。而我的任务是接管金华、兰溪，接管义乌的组长胡文尚未到达。我们从6日起在义西黄山开始整风：学习中央文件，宣布接管任务，传达入城纪律等。8日中午，胡文到黄山，解放军就在这天未发一枪一弹解放了义乌。第二天我和胡文分头离开黄山，他带第四中队和金义、义北、兰浦等区署人民我带路北县府人员和第一中队、三中队、特务中队的武装，各自去完成自己的接管任务。

　　　　　            本文选自《义乌文史资料》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