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 春

我今年65岁。少时就听说佛堂镇有三家大布店：隆泰兴、吴德兴、汪德兴。虽然村子距佛堂35里，我家也曾到那里买过布。但它们是怎样经营的，为什么外地商人能在佛堂这个码头上立脚创业并取得成功，颇耐人寻味。1988年10月16日，我由王刚同志指引陪同，访问了原吴德兴布店的老板吴鸿钧，他回忆告诉了以下情况：

我是徽州（歙县）人。父亲吴松麟，13岁就出来，在佛堂隆泰兴布店当学徒，后来当店员。成年后，有了点积蓄，又借了点资金，自己开布店，店名吴德兴，时间大约在清光绪初年。镇上另一家汪德兴布店的老板也是歙县人，同我的父亲是师兄弟，都是隆泰兴布店的学徒出身。那时有句俗谚：“无徽不成布”，徽州人经商的甚多，城里隆顺泰、梅宏泰两家较大布店的老板也是徽州人。

吴德兴有两间店面，后面还有三间半矮楼房。原是雅西傅亦僧家的房产，先是租用，民国年间我哥哥吴宏发手里才买下来成为己产。店面楼下营业，楼上当库房，后面住人。我的父亲民国二年逝世，活了64年，那年我才5岁。经营的主要责任落在我哥哥身上。我只读过小学，十二三岁就在店里站柜台。父亲死后店里请了个帐房，先是一个徽州来的表哥，后来是城里南门人洪绍伧。我的哥哥常到外面联系进货，在家时也站柜台。哥哥、我及负责烧饭的母亲，同店员一样也支月工资，不能在店里胡乱拿钱，拿了都上帐。帐房有管理权，不些事也同我们兄弟商量，但我们多半尊重他的意见，不是什么事都由老板说了算。按照时下的说法，这也可算是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而且规矩定得相当严，从不违反。

我父亲在世时，店里经营京广货，后来布匹的生意兴盛起来，就专营京货（棉布绸缎）。父亲操持布店数十年，死时留下约3000元资金。经过20多年的努力，到抗日战争前，大约已有7000多元资金。做生意，当然不能靠自有的这一点资金。我们店抗战前多向金华的祝裕隆及诸暨、绍兴、杭州的几家大布店进货，不用现金支付，每年的端午、中秋、过年三节清帐。建立了信用，赊买现卖，按时汇付，资金少也可以做大生意。杭州沦陷后，向宁波长昌布店进货，以后又到上海，与宝大祥、履泰昌建立批发关系。店里主要是门市零售，也兼营一点批发业务。上溪、傅村、江湾、赤岸、毛店的一些京广货店，与我们店有业务关系，到店里批发，同样是凭折子取货，每年三节清帐。批发业务，获利甚微。一匹玄色“四君子牌”棉哔叽，进价6.50元，批发卖出价是6.80元，连运杂费在内只赚三毛钱。

零售业务也是薄利多销，多中取利。那时卖布通行放尺，即买一块布料，量好尺寸后要增一段再剪下。这种放尺，布店不吃亏，因为进货每匹布也有升头。比方白细布每匹40码，三元尺2.6尺一码，一匹布合三元尺10.4丈，市尺有11丈，进只按10丈计算。同行竞争，沦陷前年年“十月十”交流会，还搞过“加一放尺”（买1丈量给1.1丈），或者九折优待，价格减一成。有一年，裕盛钱庄从一家倒闭的店里拿到一大批肥皂抵债，这批肥皂低价转给隆泰兴。隆泰兴在十月初八以买一元钱布赠送肥皂一条相号召，顾客都涌到他家去。我们店里就来个九折优待，真正除一成，而不是升价后再打九折，抢来了许多生意，一天光是棉哔叽就卖掉100多匹，但获利无几，有的甚至还亏本。可是店里名声传扬出去，顾客会呼朋引友，一次两次光顾，总的算起来还是有盈利。

店里管帐的、站柜的和学徒，我少时只有四五人，后来有六七人。每逢“十月十”这样的会场，外乡外地的同行来临时帮忙，多到30余人还忙不过来，连午饭也没工夫吃。抗战前通银元，后来出现钞票，币值也相当稳定。我家的店员，高的月工资十一元，低的四五元，够买一担米。理发费、洗衣皂店里发。供给膳食，平时吃得不错，农历逢六日吃“六（禄）肉”，更丰盛一些。当时佛堂镇上除了盐（店）、钱（庄）、当（店），我家的伙食算是办得好的。店员相对稳定，一做就是十来年，有的被别人用高薪挖走，过年把又回来。店里有店规，用人不疑，店员之间也互相自觉监督，个别“指甲长”，私腋一点销货款的，同事会检举。因这种行为离店的只是个别人。他们虽然是受雇佣的，但很看重名誉。行为不检点，名声不好，这里做不下去，到别家店去也不容易。那时没有“铁饭碗”，全靠自己的本领和服务态度挣饭吃。

吴德兴的衰败，根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1942年四月初七，日本军队刚侵占义乌那天，就在佛堂放火，中街一带烧了一大片，我家被烧光，事先寄存出去的一些布也散失了。总计被烧被抢达11次。后来草草把房子盖回去，但木料较次，房屋不很结实。佛堂成为敌占据点，生意很难做，而我家没有田产，不做生意就没饭吃。开头仍然卖布，但常常整块被敌伪人员白拿走，于是改为经营南北杂货，前面开店，后面住人兼做糕点。资本少，又不是内行，生意不大。好在我当时另外和人合股经营一家小布厂，一大家人的生活才没有困难，还积累了一点资金。

1937年冬，原来在杭州开一家小布厂的上湖头人王益江，逃难回家来，失业，生活无着落，他带回来一台旧织机，与我商量合办布厂。我向兰溪裕盛号借了5包20支棉花纱，染色后织成格子花布，很好销。那时从杭州一带运出的棉纱不少，但布厂不多，棉纱几乎没人要，用较低的价格就可以赊买到。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于是我们办的“华兴布厂”就扩大业务，以40元一台的价格买了6台旧织机，另外做了6台脚踏木织机，主要产品是色织布，因为染纱容易而染布、后整理难。过了几年，买不到棉纱，我们就改用土丝织绸，还创造出绸哔叽新品种。抗战胜利，“华兴”歇业，到杭州开办“华丰布厂”，开头6台机，后来增加到8台，业务兴旺过一阵，但因通货膨胀，困难也多，解放后为百货公司加工粗白布，终因经营不善，于1953年歇业。

在佛堂镇的吴德兴，抗战胜利后仍然经营卖布业务，但始终没有恢复到沦陷前的水平。法币贬值，金圆卷更不值钱，生意不好做。1948年到1949年5月解放，卖布常常白米计价，一部分按当天市价折现钱，一部分就实物交换，店里有时一天收进几十担米，一次上百石地运到杭州，卖掉米后再买回布，以减少币值变动所造成的损失。1953年国家实行棉布统购统销，吴德兴清产核资后成为花纱布公司的一部分。

                   本文选自《义乌文史资料》第四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