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泽芳（公元1899－1959年），字馥堂。出生地浙江义乌赤岸村。家中三姐一妹二弟，泽芳排行老四。祖辈世代务农，已经好多年代没有读书人了。爷爷看他天资聪明，又勤奋刻苦，遂供他读书。他先读私塾，后进小学，14岁考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毕业后，回义乌教了一年小学。1918年考入不收学和膳费的南京高等师范农业专科。冯泽芳毕生致力于棉花科研、技术推广和农业教育，是中国现代棉业的主要奠基人。他的一生和他的著述，是中国农学从启蒙时期到50年代发展进步的代表和缩影。

冯泽芳生长在贫穷落后的农家，养成了勤俭、刻苦、坚毅的品格，读小学和中学时，因为家穷，都是从家里带干菜去，作为主要副食。节假日回家皆步行，并下田劳动。有一次，从金华走到家，天色已黑，家里正在抗旱，他不顾疲劳，立即去踏水车戽水，直到天明。19岁报考南京高等师范时，时值隆冬，他和同学周拾禄（义乌舟墟村人，水稻专家）乃是踏雪从义乌走到杭州参加考试。从家里带到南京的棉被，又薄又短，脚常伸出被外，冬天冷得受不了。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把裤带解下来，捆住棉被的一个头，然后从另一头钻进去睡。

从小学到中学，他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在读农专的3年内，他博学理论，又搞试验补习，在报刊上发了善于农业的文章6篇和译文1篇。在半工半读本科的4年内，他又积极搞科研，4年中又发表论文7篇，译文1篇，还编著了一本中专教材《中等棉作学》（中华书局出版），成绩斐然。其中《中棉三形态及其分类》调查了112各不同的中棉，奠定了吕国亚洲棉分类的基础，是一篇常为后人引用的权威性著述。《中棉之孟德尔性初次报告》是孟德尔定律发表后，首次应用于中棉研究。他研究了中棉11个性状的遗传行为，得到肯定的结果，成为中棉遗传研究的先导。一个未出茅庐的在校学生，敢尝试研究此类问题，一鸣惊人，其胆识与才智，至今天仍令人有点难以置信，它预示了这个青年的未来。他深感大学及中专的棉作教材引用外国资料偏多，联系中国实际不足，于是藉在任教之机会，编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等棉作学》。

在农校和南通棉场工作期间，他继续做中棉改良的研究。1930年考取美国康乃尔大研究生后，他精心挑选这些年选育的种子和。带去美国，利用先进条件作更深入的研究。在康乃尔的3年，他如鱼得水，刻苦读书，潜心研究，未去电影院和娱乐场所，也很少闲聊。他常说：“我这个留美学生，一不会跳舞，二不会唱歌，三不会打牌，四不会游泳，五不会开汽车，是个土包子。”（这“五不会”，直到他去世，仍然不会，因为他一直没有闲暇时间去学这些）。他坚持理论创新必须有实验为证，寒冷的冬季他继续在温室中栽培棉花、棉株，开花叶絮，还挂满了记载各项数据的纸片，引得各国学生常在窗外驻足观看，并戏称为“对诞树”。功夫不负有心人，果然，1932年春，他就获得了硕士学位。1933年夏天，又因论文优异获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亚洲棉与美洲棉杂种之遗传学与细胞学的研究》发表于美国《植物学报》上，对当时学者未能理解的种间杂交很难成功及杂交成的第一代皆不育的问题，创造性地从细胞染色体的深层次上找到了解释，引起植物界重视。故以后的中外学者，都引用该文献。一个东方初学农学的青年，达到了能在西方科学发达中国以表有创见的论文，此固冯氏之荣，亦是中国农学在大步前进的标志，论文参阅的文献达一百几十篇，亦足见他学习之勤奋。在美留学期间，他还将节约下来的钱寄回，供二弟上大学之用。

回国后，在棉改所和中农所工作期间，开始了实现他的理想――使广大农民摆脱贫穷落后生活的进程，他把科学技术带进棉花生产的田间地头，10年之内使我国棉花的产量和质量大幅度提高。

1932年，中农所成立，聘请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洛夫任总技师。当时种植的中棉，品质不佳，纤维粗短，不适于机器纺织。30多年来，虽已多次引进爱字棉等8个良种，但效果仍不理想。因为中国棉区广大，各地水土气候条件差异亦大，什么地区种植什么品种最好，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1933年，洛夫征集了中、美棉品种31个，在中国南北棉区进行区域试验。次年，洛夫回国，遂改由冯泽芳主持此项工作。他到各省区实地考察后，将试验方法加以改进，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10个产棉省多点进行，每年他都风尘仆仆，亲临各省考察、指导、总结。这种深入农业生产第一线的脚踏实地的作风，在留学归国的洋博士中实属罕见。经过4年的试验，结果表明，斯字棉4号表现为黄河流域优质高产的最优良品种，平均增产11-67％。德字棉531号在长江流域高产优质，平均增产15％，没有料到的是斯字棉号在美国从未大量种植，而在中国黄河流域竟有这样令人惊奇的佳绩；反之，美国当年最得意的良种爱字棉，却表现平平。这说明品种区域试验的重要性。在国内，各主要农作物中，棉花率先实行品咱区域试验；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与苏联并列为最早实行国家级棉花品种区域实验的两个国家。除抗日战争时一度中断外，1956年恢复了全国棉花品种试验，仍由冯泽芳主持，又肯定了徐州209号、彭泽4号等良种。这工作至今已延续50多年，并成为国家评选品种的的严密体制。

1937年起，他深入棉区，进行棉花良种和植棉技术的推广工作。这是一项面向农民，非常艰苦非常细致的工作。他常年离家，奔波在陕、豫、川等省农村。那时农村交通极其不便，治安不靖，有时过年也无法回家。经他调查，过去引进的良种成效簿显著，失败之主要原因是棉种易于杂交而退化。为此，他倡导严格的棉种管理区制度，区内农民不得把种植其他品种，棉种一律统制输出与办理入，违者严惩。结果成效显著。1940年，斯字棉种植85万亩，增收3400万元，深受棉农欢迎。而这年政府拨给的推广费仅4万元，即每元经费使棉农增收850元之多。到1941年，斯字棉达到100多万亩，德字棉70多万亩。在棉花市场上，质优的斯字棉和德字棉，价格比其它棉花都高。即使千万棉农与纺织厂商受其泽惠，又支援了抗日战争，也为解放初期华北发展棉花生产打下了基础。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一个做研究工作的书生，取得这样的成绩，其付出的辛劳和心血，可想而知。

抗日战争后，我国棉区大部分沦陷，原棉缺乏，尤缺优质长绒棉。云南南部零星生长一些多年的形如小树的植物，1936年，冯泽芳考察发现并鉴定了其中一种纤维细软而有丝光者，是优质长绒棉，且与国际上的优质棉花埃及长绒棉同种，定名为离核林木棉。该棉可种于山坡、墓隙、荒地，不与水稻、甘蔗争田，并且一年收花两次。这对山多田少的云南，实灰增收之救星。1938年，他大声疾呼，提出建立西南长绒棉区。经多方努力，遂由中国银行等4家银行，组成“云南木棉贷款银团”，以100万元贷款扶助农民种植木棉。又建立云南省木棉推广委员会，为便于在第一线指挥起见，1939年又在开远县设办事处，冯泽芳为主任。在推广木棉的4个县，每县先开木棉宣传大会，说明种植木棉的利益及方法，领垦荒地的办法，贷款办法等。然后分赴各乡村普遍宣传，以期家喻户晓。一个洋博士、副所长，没有架子，下地下乡，还利用赶集（云南叫赶场）的时候，苦口婆心地去说服农民。这些反某些人当作笑柄传播，但却丝毫未能减低他怕热情。结果当年就推广3400亩，4年后达7万亩。每年木棉的产值，比政府全年的农林经费还多三分之一。使得冯泽芳及其同事在云南南部又受到热烈崇敬与爱戴。若从学术上看，斯字棉、德字棉、木棉三者，则以木棉的价值为最大。在木棉取得学术上和经济上双丰收之后，他对棉花事业的满腔热情和事业成功后的喜悦于言表，1940年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斯字棉、德字棉和木棉是我的三个孩子。木棉是我新生的小女儿，我爱木棉同爱我的小女儿一样。”

冯泽芳是我国最早从事中国棉区划分和棉工业布局研究的专家。他看到，农作物之分布，受气象、地理条件制约甚为明显。若因势利导，则事半功倍。从1934年至1959年，他经常在棉区实地调查，根据各地的无霜期、日照、雨量、温度等气象条件，海拔、地势、土质等地理条件，结合农情调查、品种区域适应性等研究成果，提出全国分为河流域、长江流域、特早熟、西北内陆、华南5个大棉区。每一棉区的良种，移到他区种植，产量降低。这种分区，对育种和良种推广具有指导意义。经历年实践检验，证明符合客观实际，现在仍为科技界沿用。他接着提出植棉政策：应因地制宜，扩大主要棉区，各省各地不宜提倡棉产自给。这也为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与此同时，他还悉心研究棉工业布局，在1936年，中国纺织工业布局很不合理，纱厂过分集中在沿海，远离棉区，且大部分为外商控制。他指出，这是日本经济侵略的结果，而不是中国自然的发展。抗日战争时，90％以纱厂在敌占区，衣料昂贵，前所未有。他从民生、国防和同外国竞争出发，提出今后不宜在沿海城市设厂，而应要产棉中心交通便利的城市建厂，原料价廉，运费减少。若再建成各种特用经济作物（如茶、丝等）区，这样可获最高的经济效益。他的这两个理想，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得以实现。这两项创见，对国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亦是搞调查统计的楷模。

1942年，冯泽芳应聘回到母中央大学（原东南大学）任教授、农学院院长。这是抗日最艰苦的岁月，为使学校有较快的发展，他亲赴成都，与成都的5所大学及四川农业改进所订立合作办法，让罗清生等教授兼任川农所名誉技师和川大等教授，聘请郑集等教授为单独在成都的畜牧兽医三、四年级学生上课，解决了教师缺乏的困难。

他讲授棉作学、农学概论等课。他以学识渊博著称，讲课条分缕析，言简意赅，又联系实际。他还亲自上实验课，手把手地教授种子处理、育苗移栽技术等等。学生们既爱听，又易懂，得到深刻的印象和启发。

尤为注意培养人材，量才用人。他的学生和属下之工作人员，莫不深受熏陶和鼓舞。他常说：“我一生最爱的，一是棉花，二是青年。”他讲课时，经常介绍以往毕业生的成就，激励后来者。他在《科学》杂志上著文赞誉青年学者俞启荷在短期内发现两上连锁群（前人研究棉花遗传，30年才发现一个）。他发现助手奚元龄踏实好学，就鼓励他钻研棉花细胞问题。奚氏十年不倦，多有成就和著述，冯津芳亲自为他校阅，并帮他申请名额去英国深造。他见青年教师徐冠仁的水稻遗传工作很出色，不仅推荐晋升副教授，还为他申请奖学金赴美深造。此类例子不胜枚举。有一次，冯泽芳介绍其表妹夫胡永锡去萧山棉场工作，场长是他的学生，拟任科长，他认为不妥，指派担任病虫观察员，结果胜任愉快，颇有成就。

在中大任教期间，他撰写发表了《大学农字生治学精神与》方法、《怎样做农科研究生》等教书育人的文章5篇。

50年代，在南京农学院任教期间，历届的毕业生大会，都请他去讲课。他热情洋溢地勉励学生说，我一个女儿在北大荒，一个女在新疆，他们到祖国任何地方去工作，都能大有作为。他表里如一的讲话具有说服力，鼓舞了多届毕业生。

在他的言传身教下，培养出了一代代德才兼备的农业特别是棉业科技人才。直到现在，历代棉花科技骨干，许多都是他的学生。

他嗜书如命，故藏书颇丰。从南京逃难到贵州，又到云南，从云南又调四川，路途艰险，可能带的行李极其有限，他仍尽可能地带些他的宝贝――书。虽然他从不去娱乐场所，但书店是常去了。1958年举家搬到安阳白壁乡后，乡下没有书店可去，他就在北京新华书店邮购部保持百元左右的余款，来了新出的棉花和农业书籍时，立即给他邮去。他去世后，冯夫人把这些藏书捐赠给棉花研究所了。

冯泽芳品德高尚，深孚众望，勤奋谦虚、正直廉洁是他显著的特点。他几乎没有节假日，没有娱乐，分秒必争地工作，与来访的学生和同事交谈。他以专心致志从事我国棉花事业为毕生的最大快乐。他虽然事业上有很大成就，名重一时，但他始终虚怀若谷，经常记住师长的教诲、同事以及学生对他的帮助。老师中对他影响最大的有东南大学农科主任邹秉文、棉作学教授孙玉书等人。他50岁时，回首往事，套用胡适的诗句自脉：“清夜每自思，此身非吾有，一半属师长（胡师为属父母），一半属朋友。”

他也担任过院长、副处长、所长等领导职务，但他总是以诚相见，以礼待人，没有架子，身体力行，大家都感到他亲切可。所以在他领导下工作，虽然条件十分艰苦，他对工作的要求又非常严格，但大家都能奋发工作，出色完成任务。

抗战时，他在中大虽然是教授院长，但五口之家靠他一人薪水，只能维持清贫的生活。由于营养不良，他和夫人都患了较严重的慢性病，有一度曾严重到几乎丧失工作能力。即使如此，他也没有利用自己的声望以及与纺织企业界的关系谋求好处。中大位于重庆郊区沙坪坝，他的夫人和孩子却从未到市内游览过。直到抗战胜利，学校要迁回南前夕，才由吴有训校长将他的小汽车载他们一家到城里观光一圈，告别美丽的山城。他是以吴有训校长为首的返宁复校接收的三委员之一，先期回南就接收，也从未想乘机捞取钱财。可谓安贫乐道成性，埋头工作终生。在无官不贪的旧社会，他出污泥而不染，一直为同事和朋友们所敬仰。

1947年，棉产改进处成立，他弃高就低，去任副处长。全家从繁华的南京城里搬到偏僻的孝陵卫以东，他和夫人却毫无怨言。1948年2月，棉业界同仁为庆贺他50寿辰和银婚纪念，举办了具有学术意义的庆祝会，并收集到他的著述83篇，择其代表作13篇，汇成出版《冯泽芳先生棉业论文选集》。还因他没有什么家具，大家捐款买了一个大衣橱和一些家具送给他。

1949年4月，他又加到中央大学任教，并在南京迎接了解放。1952年，院系调整后为南京农学院。党和人民政府对他的爱国热忱和学术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1954年他当选为江苏省第一届人大代表。1955年6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问，聘他为生物地学部（后扩大并分开，则为生物学陪）学部委员（现改称院士）。1956年参加我国十二年（1956－1967）远景规划的制定工作。同年，应邀率中国棉花科学代表团赴苏联考察、交流、访问和参加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11月7日，登上莫斯科红场外宾礼台，观看了成套的阅兵式和群众游行。1958年3月，棉花研究所搬迁到河南安阳白壁乡新址，他和夫人率先举家条件的首都，来到这个工作上生活上都比较艰苦的农村，他从不计较这些，一心一意地工作。介是，以后的事态发展使他愈来愈难以承受了，在大跃进运动中，这个科研机构也搞了许多脱离实际的浮夸的做法，实事求是被指为右倾保守，一向治学严谨和讲求实干的冯所长，对所内的不正常局面无能为力，终于1959年9月22日不幸去世。这位在国内外享有威望的专家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是棉花科技界的一大损失。当时他的遗体草草葬于棉花所西北几里外。经过十年动乱，世事沧桑，到1980年1月9日在北京八宝山为他补开追悼会，子女们去寻找遗骸时，只见棉田茫茫，简易坟茔已无影无踪。冯泽芳的遗体已永远深化在他毕业耕耘的棉花地里了。棉田是他的墓地，棉花成了他的墓志铭。

可告慰冯先生于九泉的是，我国棉花科技的后继者们在推动事业蓬勃前进。并捐款为他塑一尊铜像，留住他睿智而和蔼的音容笑貌。铜像已于1996年4月完工，定于1997年棉花研究所成立40周年时举行揭幕仪式，恰巧欣逢他100岁寿辰。这一大批在他逝世后成长起来的新人，仍要纪念他，足见他的精神感人之深。

中国棉产改造事业，始于本世纪初。前30年进不大，其后之进展，可谓神速。尤以斯字棉、德字棉、木棉的发展，其功效显著，为世人所称道。推其原委，这一代棉业工作者功不可没。尤为大家公认的，科学棉业的一代宗师，科研、生产、教学三结合的先驱冯泽芳院士功劳当属首位。现任中国棉花研究所所长汪若海说：“至今为止，中国棉花科技界在学术与威望方面，尚水有超过冯老者。故而我们应该纪念他。”他带头进行科学研究，良品种，主持品种区域试验，调查棉区划分和棉工业布局，紧密结合中国国情，科学地、制度精密地进行技术推广。他注重培育人材，亲率一大批水平高、能力强、踏实苦干革命的青年人，艰苦奋战，是事业有成的原因。纵观其著述，就可看见我国棉产改进事业之梗概。这既是历史见证，又是后学者之范典，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

冯泽芳的成就，离不开他的夫了孟成玉女士的贤劳协助。孟成玉（公元1901-1983年），义乌稠城人，杭州蚕桑专科学校毕业，任小学教员。他俩于1926年结婚后，生有二子二女，长子只存活7天即夭折。孟老师支持丈夫的工作，全力挑起家庭重担，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也从无怨言。冯先生的同事和学生到过他家者，无不对夫人的热诚友善深有好感。这使冯先生得以免却后顾之忧，全心扑在工作上。

　　　            本文选自《义乌文史资料》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