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朱乡乔亭村小学，原名端本学堂，是我县创办最早的五所学堂之一。它究竟创办于何时？据《赤岸孝冯氏宗谱》清朝朱铭金写的《钦褒节孝冯母朱孺人八旬悦庆》载：“岁丙午，乔亭冯氏创设端本学堂，同人不以铭金为无学，忝主皋比”。“岁丙午”即光绪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它比稠南等数校尚早一年，至今经历了整整80个年头。80年中估计毕业生在3000人以上，民国时期升入省立中学的有四五十人，还有出国留学的。前金师校长冯品兰曾留学日本。赤岸人冯泽芳曾留学美国为康乃尔大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乔亭冯汉悦曾任东孟加拉中山公学校长，回国后任上海中纺公司总工程师。现在美国的冯载光先生曾任台湾高级官员。所以端本学生在国内外都不乏其人，有在在、中、小学教书的，有在政府部门工作的，也有实业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不胜枚举。近年更涌现不少尖子，升入重点中学和大学。

端本学堂办得这样早，主要要归功于冯煜先生。冯先生字华亭，生于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卒于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据宗谱《华亭先生行状》载：“先生幼而岐嶷长而好学，弱冠试有司，受知邑倨杨公，拔置第一，遂补县学学弟子，旋列高等，食廪饩，文名藉甚”。可见年纪轻轻就为时人所重。该文又载“先生游学郡城，疑业‘丽正书院’，为长山太史汤公、府学教授谢公所赏识，而郡守长白继公（良）尤重先生之举行，罗而致诸门下。继公好儒，置义塾延先生主讲席。”足见其时已成为金华府的著名教师。光绪末年，罢科设学堂，据宗谱邹泳棠所作《华亭先生传略》载：“予与华亭相别，垂十载，光复南归，询悉华亭，笃念桑梓，筹仓谷，办学堂，凡地方公益事皆具举无遗”。这说明端本办学，华亭参与其事。但新学之兴，绝非容易的事情，杨润芳所作的《华亭先生行状》又载：“新学之兴也，教师宿儒，每厌薄而迫抑之，先生独提推携创导，且于贤产改订旧例，以鼓励焉。贤产者，族各自置助其子孙入学读书之膏火也。学制革新，先生于其族之暴风骤雨产，随且损益，而改订之，俾新旧各协于平。厥后新旧之争贤产之讼甚繁而烈，独吾乡鲜有闻焉”。以上足以说明只有华亭先生这种德高望重的教育界开明人士，才能冲破重重阻挠，率先办起新学。

华亭先生处世以和为重，但对于公共事业和关系世道人心的事，即使亲戚朋友也不妥协。自己生活俭朴，曾说“咬得菜根，措得大事”。他的教育思想“以训诂为门径，以道义为依附，以读书养气、躬行实践为修道立身之本”，并奉行“实事求是而惟求道义之所安”。先生绝以仕进，以教书为业，晚年曾在东阳县高小、本县田心三小、赤岸双岩高小教书。先生临死还对他嗣子说：“尔后于人货之款，毋庸取赏，人佃之田，亦不宜增课。惟勤惟俭可以保家，济急救灾亦以种德树德，胜遗金汝”。可见先生为人之高尚对端本学堂师生留下了很好的影响。

在端本小学校史上，还有一个冯锡昌也起了很大作用。冯锡昌，乔亭村人，在兰溪开颜料店，为开明士绅。民国时期乔亭村的知识分子，春节回家都要开一次“读书会”，商议地方公益事业。抗战胜利后学校经费短缺，维持不下去，他们就请冯锡昌来做名誉校长，而锡昌先生则以为义不容辞，慨然允诺。后每年办学所需包括教师薪水、办公费用、教学设备一应开支俱由他一人承担，一直到解放转公办为止。民国时期“端本”教育设备堪称完善，有洋鼓洋号，有风琴，有动物标本，有各种挂图，有运动器具如铅球、哑铃等，还有一部完整的《小学生文库》。目前乔亭村还留下一本学部第一次编纂的小学课本。

端本学堂对于教师的选聘，素来非常重视，一般多为稠南有名望的人物，如七中早期毕业生冯南图先生、义中早期教过书的冯泽琛先生，再如周易生、朱元书等，也有后来参加地下共产党的王新梓先生的寻峰的女儿冯雪明。

建国以后，学校改为公办，经费有了保障，也建了一幢新校舍，初小改为完小，一度还办过初中，是一大进步。但由于政治活动的多次冲击，学校办得不够景气，房舍简陋，老态龙钟。“文化大革命”中教学质量一落千丈，近年来，元气已逐渐恢复。1986年高校招生，乔亭子弟被各类学校录取了11名。

端本小学经历三个朝代，它是我县教育先驱呕心沥血，开拓出来的一块树人园地。作为校友，亲受端本启蒙虽碌碌无所建树，但一想到母亲的今昔，想到端本80年大寿，不禁命笔写上这一段话。祝“端本”在80年代能够重新崛起，日新，日日新，为“四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本文选自《义乌文史资料》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