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益圣

一、历代田赋

田赋是以土地和人口为课税对象的一种税，源远流长，夏、商、周三代的贡、助、彻就是我国最早征收的田赋。以后历代都有征地，只是名称和税制迭有变更。义乌于秦朝设县，田赋分田租、口赋、力役三种形式；汉代有庸，外有杂役。宋代有公田之赋、民田之赋、城廓之赋、杂变之赋、丁口之赋，夏秋两季征收。南宋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夏税征收绢4500匹、绸2765匹、平罗600匹、绵折钱征收4.5万两；秋粮征苗米1.79万石。元代，官田输租，民田纳税。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夏税中统钞711锭，折成木绵、布绢、丝绵等实物交纳；秋粮交米1.4万石。明代，丁有役，田有租。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夏税交麦2108石，秋粮交为2.2万石，可以交粮也可以银钞代输。此外，还有土贡方物，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折银3906两。清承明制，夏税称“上忙”，秋粮称“下忙”，粮、银、钱三者兼收，以银为主。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将丁银摊入地粮，称为“地丁制度”，还有以实物交纳的南米。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应交地丁银4.3万两，南米1507石。民甲状腺肿期基本沿袭清制，只是将应征地丁银，每两折银元1.5元征收，加粮捐3角，共1.8元，合计折银元7.35万元。南米改称抵补金，也折征银元，折率多变，1927年定为每石米折银元3.3元，共折3411元。1932年，地丁改称上期田赋，抵补金改称下期田赋。1941年上期折米征收以4.6元折米100斤，全县正附税征收稻谷2斗，取消上下期分征，于后一次征足。因县境沦陷，征实有困难，又将稻谷折为法币征收。1942年将2斗提高到3斗。日寇投降后，1945年田赋豁免，1946年恢复征收稻谷，按原定标准减半征收。

赋税的性质是由国家政权性质决定的。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向农民征收的赋税，都是为了满足其进行统治的需要。历代开国时期，为了稳固其统治，适当减轻民负，以缓和阶级矛盾。于是，经过数代之后，即不断巧立名目，苛敛民财。表现在田赋方面的有：

（一）附加 田赋附加起源于汉代，以后历代都有。宋明道年间，将以前朝代的附加并入正税，另征机关报的附加。宋代附加的苛重，前所未有。明代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以“倭寇扰浙，兵粮不敷”为由，按原赋额加派2/3的兵饷银3118两，以后每年都有，最高年份多至8809两。自此至明亡的89年中，共征40万两。万历年间又加派辽饷3次，年每亩征9厘，称为“九厘银”。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应交银7635两。崇祯年间，又加派“三饷”（助饷、剿饷、练饷）。清代初期废止明代“三饷”，并减免了一些田赋，但从乾隆起又不断加赋，如火耗、平余、漕折等赋外之赋。咸丰时，每亩加征亩捐制钱100文，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为凑抵庚子赔款，按每两地丁银加派粮捐制钱300文。民国时期，1927年以前，只有省附加“粮捐”一项，县附加特捐、附捐、教育附娟、建设附捐4项。1927年以后，军政经费和地方自治经费，都以增派田赋的办法解决，附加项目与年俱增。先后征收过的附加有：军事善后特捐、建设特捐、自治附捐、教育亩谷捐、治虫经费、保安经费、训练壮丁费、弥补县税特捐、整顿土地事业费、初中附捐、保卫团捐、飞机捐、积谷附捐、抗卫事业费、出征军人优待金、农业银行基金、义东公路股款、征收公费、建设附捐、教育附捐、县特捐等21项。田赋改征稻谷后，又新增加了省县公粮、地主积谷、乡镇自治和教育经费、戡乱（绥靖）经费、水利经费。新增附加系按原正附税额征收，即附加再附加。1927年，全县应征田赋7.69万元，1940年增至24.5万元。1948年应征田赋稻谷1322万斤，其中正税182万斤，附加1140万斤，附加为正赋的624.6%。

（二）预借 把以后年度的田赋提前征收，叫预借或预征，实际是变相加赋。南宋绍兴五年，预借下年麦税的一半。淳祐时，又预借5年。民国时期，1945年预借下年县级公粮1223石。1946年，按每元正附田赋借稻谷5升，1947年增至7.5升，1948年又增至1.125斗。此项征借不计利息，从征借后的第6年开始分5年偿还。按此规定，1946年征借的田赋，1951年才开始偿还，至1955年才能还清。实际上只借不还。

（三）提价 田赋本为实物税，有的朝代折为货币或银两交纳，有的朝代在折价时提高价格，增加农民负担。明代正统元年米麦1石，折银2钱5分，至隆庆二年增至5钱3分。清代用银交纳，农民以粮换钱，以钱折银。由于当时银贵钱贱，农民要以比过去多几倍的钱才能交田赋。民国时期，1942-1945年，稻谷折征货币，每市石稻谷折征价格，1942年为60元，1945年增至450元。还规定要交法币，如杂币交纳，1元只当8角。

（四）浮收 元代废宋斗用新斗，宋斗1石只有新斗的7斗。清代胥吏在征收南米时，常用“斛而浮收”的手法勒索农户，绅户纳粮一石只收五六斗，而农户纳粮要三四石当一石，人称“以小户之浮收，补大户之短偿”。民国时期，1946年征收实物后，收粮人员以种种手法浮收田赋。县参议会送三十六年施政报告决议案中写道：“粮政人员为使吃秤起见，均用秤花过密之大秤”。“粮户挑谷至收纳仓完粮，多不随时过秤，故意刁难，或吃秤浮收。据闻每担（100市斤）谷至少欠秤2斤以上。”

（五）征空额粮 民国时期，征收田赋以土地为依据，可是土地从未清查丈量。土地买卖，产权转移由“庄书”一手操办，从中作弊。贫苦农民卖田不减赋，殷富户买田不增赋，建浙赣铁路，义东公路的土地都不减除田赋，造成有赋无田，有田无赋，田多赋少，田少赋多，上等田负下等赋，下等田负上等赋的负担极不合理现象。南平乡沈宅村沈鼎荣户，田地早在清末民初出卖，民国三十六年还要负正税4万多（按1948年标准，应征稻谷1600多斤）。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加紧发动内战，军费剧增，通货膨胀，市场萧条。农民不堪负担沉重的苛捐杂税，无力完粮。为了征粮，自省至乡都成立督征团，并在田赋征收机关配备粮警，粮警不够用，就出动自卫队，进行武装征收，稍有违抗，即由粮警押解至县拘禁。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弄得“处处似仇，户户结怨”（催收员胡容山语），田赋仍然征不起来。1948年的田赋，到1949年3月止，只收起五成多。

农业税是国家向一切从事农业生产，有农业收入的单位或个人征收的一种税。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征收的农业税，用于社会主义建设，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符合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与旧中国统治阶级征收的田赋，有着本质的区别。

解放后，义乌县人民政府在农业税征收工作中，坚决执行中央制订的法规，贯彻合理负担、鼓励增产的原则，推行规定常年应产量，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增产不增税的政策。主要工作是：

（一）查田定产 土地和产量是征收农业税的依据。前面已经提到，民国时期的土地资料十分混乱。解放后，第一步工作就是核实土地面积。从1949年解放起至1951年土地证发放止，集中很大的人力物力查清了土地，并发动群众评定土地等级和常年应产量，为贯彻执行农业税政策打下了基础。

（二）公平合理负担 合理负担政策的原则，是收入多的多负担，收入少的少负担。为了贯彻这个政策，在不同时期制订了不同的税制。土改前，根据农村封建半封建的生产关系，农业税实行人口每人年均常应产量在120斤以下（1951年提高到150斤以下）免征。121斤（1951年为151斤）起至3411斤以上，分为40级，税率最低3%，最高42%。执行这个税制，收入高的地主、富农，土地多，产量多，税率就高，负担也多；贫农依照低税率征收，负担很轻；雇农一般免征。农业合作化后，消灭了富农经济，没有必要实行累进税制。1958年起改为比例税制，义乌平均税率为14.5%。虽然全县税率基本相同，但常年应产量按照土地等级评定，对生产条件差的集体单位，常年应产量就少一些，农业税负担也轻一些。

（三）稳定负担 为了鼓励发展生产，实行稳定负担，增产不增税的政策。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基本上稳定在1952年的水平上。1959-1960年，受到高产量高指标的影响，多征了一点。1961年，为了照顾遭受不同程度的自然灾害，给农民休养生息，农业税负担就降下来，同时减除了社员自留地面积，使人民公社的负担大大减轻。1961年的农业税任务比1959年降低56.4%，以后的任务一直稳定在1961年的水平，农业生产发展了而农业税负不变。1984年计税常年应产量只占实际粮食总产量的33.5%，1982年，农业税实际负担率只有总产量的3%。

（四）减免税 为了鼓励发展生产，照顾纳税人由于正当原因而发生的纳税困难，农业税法规定了减免政策，分优待、灾情减免、社会减免三种。1949-1986年共减免农业税3576万斤。

此外，为了照顾经济作物多的社队，交粮食有困难，1962年前规定可用红糖、桕子等抵交粮食，对缺粮的社队，可少交粮食，改交代金。

解放后，农业税政策一直得到全县农民的拥护，踊跃交粮，交好粮，已成为全县人民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行动。1986年的农业税在8月底全部完成。

                            本文选自《义乌文史资料》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