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金龙

1958年夏，正是大办钢铁、放卫星之时，到处可见赶英超美的标语。县里要求每个大队都建一座小高炉，户户砸锅卖铁，人人参与大炼钢铁。父亲因为在栽插晚稻时，不符合当时浓株密植的要求，不仅被以对抗农业“八字宪法”的罪名罚拉了3天风箱，还殃及我这个才16虚岁的孩子。我被生产队干部指定去后宅挑铁矿石。父亲说，他年龄还小。生产队支部书记说：“个子已那么高了。”的确，16岁的我身高已1.70米。没有办法，只得挑了两只畚箕，跟随同村人去后宅。

这是我第一次去后宅，离家有30华里。那矮矮的山上到处都是开采铁矿石的人，听村里人说，赤褐色的石头即是铁矿石。我捡了几块，约摸有二三十斤吧，就往回挑。初时还能赶上队伍，后来肩膀慢慢疼起来，脚也重起来，四里一歇，三里一停，又不敢把铁矿石丢掉一两块，挑回家时，天已黑了，又饿又累，第二天才把这两畚箕石头挑到银生塘。

没过几天，生产队又派我去后宅开铁矿。我带了一把锄头、一个饭盒、一领席子就出发了。我们生产队开铁矿的都住在寺前村一个农民家里，饭也在他家蒸。那里食堂化尚未开始，米是家里带的，还能吃饱。开了几天矿，我们又受命回来了。说是炼钢铁缺木炭，要我们回家砍树烧木炭。

先在炼钢铁的小高炉旁的武岩山砍松树。山顶那几棵古松树，少说也有上百年，浑身泌出松香脂。古松被砍倒后，就从山顶往下掀，结果古松皆跌碎。接着又到屏石头村去砍古樟树，到石塔下村砍苦榧树、青栎、木和，里兆村那一片矮山上的松树，刚刚长成手臂粗，也成了我们刀下之鬼。然后都锯成段，塞进小炭窑，烧成黑黑的木炭，再投入小高炉，化为一缕缕青烟，炼出些疙疙瘩瘩的东西，铁不象铁，石不象石，没棱没角，被扔在武岩山脚下，至今连垒田坎也不能用。

廿三里中学的师生们当年就在王大坑龙潭顶山上烧木炭的。烧木炭时，我们生产队同李塘人一起住在里兆村小佐家，睡楼板铺，男一间，女一间，上半夜妇女值班，下半夜男人值班。整整砍了一个月的树，烧了一个月的炭。

这时，已进入深秋初冬了。由于忙于炼钢铁，小学生也不上课，在溪里淘铁砂，田里的玉米、晚稻无人收割，任其烂在田里。未几，上面又号召大办食堂，家家户户烟囱不准冒烟，谁家烟囱冒烟，就去砸谁家的锅。家家户户的锅也都被扔进银生塘旁的小高炉内。生产队在十八间头办起了大食堂，凭队里发的筹（即木头或竹子做的签）去食堂领菜领饭。当时有句口号，叫做“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桥梁过去，就进入吃饭不要钱的共产主义社会了。我们这些烧炭的也实行军事化，编成营、连、排。记得我堂叔任副营长，楼良贤、虞建忍等脱产干部任大队长。

冬天到了，一场大饥荒也悄悄降临。原先各家各户烧饭，常掺杂瓜豆菜蔬，“糠菜半年粮”，两稀一干或两干一稀，省着吃，勉强糊住一张嘴。办成大食堂之后，先是错误宣传，放开肚皮吃饱饭，一下子失去计划，再则烧炭炼钢铁、建水库，吃的都是大米和玉米，荤的极少，饭量越吃越大，很快食堂就捉襟见肘，不得不限量供应。16岁以上算成人，每人一天1斤或面，16岁以下每人0.75市斤，在水库劳动可增加到1天20两，即1.25市斤。对于老人多、小孩多的人家，这个标准太宽，他们往往吃不了，而对青年较多的户，往往不够吃。春节之后，粮食更紧张，不得不又减量供应。实际上1958年我们义乌并没有大自然灾害，应该说是丰收年，但大批劳力炼钢铁做水库去了，未及时收粮播种，浪费太大。我们村有个老人，已丧失劳动能力，天天拄根拐杖躺在稻草堆里晒太阳，闲着没事就用双手搓未打净的谷，竟搓下一箩筐！

大炼钢铁直至入冬时，才被发觉是一场徒劳无功的事，小高炉不得不熄火，炼钢的人就投入到另一场运动——兴修水库中去。当时义乌几个大水库，如岩口、深塘、巧溪等水库同时上马，出现千家万马勒紧裤带修水库的状况。当时还有一项规模极为恢宏的东兰共产主义幸福大渠道，即把东阳县之水通过这条渠道灌入兰溪，以减轻东阳江、义乌江、婺江、兰江的压力。这项工程开工后，仅仅在今廿三里镇李塘村北、李塘村南的田地里挖一段渠道，现在这段渠道尚在。因这项工程不切合实际不得不半途而废。

当时廿三里大公社，重点的水利工程就是王大坑水库，另一项就是烧纸塘水库，当时叫卫星水库，在东溪下游。我与父亲都参加了修建王大坑水库劳动。正是隆冬季节，身上衣衫单薄。按照我的年龄和修水库的身份，一天可供应1市斤米。早上4市两（十六两称）米的粥或玉米羹，中午、晚上是一陶钵6市两（十六两称）米的干饭或玉米糕，象草鞋那么厚。修水库劳动强度很大，每天不是挖土就是挑泥，特别容易饥饿。清了大坝脚之后就用黄粘土筑坝，用石夯夯实，后来发展为用石滚子压实。

我们与塘店、里忠、大伦等村的民工住在陈店（现王大坑库底），水库指挥部设在陈店南一些临时搭建的房子里，主要劳力来自现在廿三里镇范围的农民，因为青口在修大元水库，下骆宅与尚经农民则与苏溪农民一起在修巧溪水库。当时的民工按部队编制设营、连、排。我们陈店的几个生产队农民称一个排，排长是塘下店村人，副排长是里忠村人，而管后勤的排军需是我的一个堂叔。别看只是个芝麻绿豆样的官儿，他不仅有权派工派活，还有权处罚你，最厉害的一着就是把你的饭钵取消了，让你饿肚子，还需干活，这恐怕比古时候监狱里的规定还厉害。

当时笔者正处于身体发育阶段，一天一市斤米的粮食哪里够吃？在家时我曾一口气吃过3海碗大米饭，至少要1.5市斤米来烧。菜除了萝卜，就是青菜，难得见到肉和豆腐。我记和只有元旦那天吃过一点肉。当时捧起厚厚的陶钵。三口两口就把饭吞了，还恨不得把陶钵也咯啦咯啦咬着吃了。父亲常把他钵里的给我一块，怕我饿坏了。由于怕受处罚被搁了饭钵，所以即使再饿，也不敢偷懒。那时老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天气越冷、肚子越饿，感觉得时间长，特别是晚饭后，还要开夜工，到9点钟才收工休息，一天干16个小时的活。如果不是那样拼体力修水库，全部采用现在的按劳计酬办法，没有一亿元人民币是建不起王大坑水库的。可是当时干16个小时的活，父亲仅记9个工分，因为他已年近六十，我只记7个工分，因为我不满18周岁，不算正劳力。10个工分不值几角钱。

由于饥荒，修水库工休时就四处到山上采野果，挖“山知了”吃。“山知了”学名叫什么，我现在仍不知道，叶子长出地面约尺把，用锄头挖出根来，放在火上烧烤，吃起来就象菱角。大伦村一姑娘工休时上山挖山知了，使旁边的一块石块滚下山来，压死了一位民工。这姑娘在第二年续修水库时也因工致残。

那年冬天似乎特别长，特别冷。到了阴历十二月廿五日，大部分民工都回家过年了，父亲也走了，即把我们几个年轻的留下来看守工具。我们怎么也想不通。农历廿九那天大雪纷飞，我、广义、美贤等几个人商量，要回家过年，但王大坑出口有人拦住不让走，于是翻山越岭，走了半天才回家。1959年春节后换了另一批人去修水库，下半年我就考入义乌中学读初中了。

1958年大跃进炼钢铁，现在看起来十分荒唐，但可以肯定兴修水库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好事，只是全县一哄而上，超越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所以不得不采取行政强迫命令的办法，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党群关系。

                       本文选自《义乌文史资料》第九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