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中宝
1985年，笔者在义乌县档案馆查阅卷宗时，见到一本小册子，书名叫《俭德社》*，顺便浏览了一遍。这是了解20世纪20年代初期义乌一批知识分子思想及其社会活动的一份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因此，笔者曾根据书中提供的线索访问过个别在世的义乌共进社社员，整理此文件扼要介绍。
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在这一时期，义乌已有一批学生和教师在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高等学府就读、任教。他们接受了“新学”，成了热烈追求民主和科学，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知识分子他们热血方刚，既有一颗爱国之心，更愿为变革自己的故乡贡献一份力量。但是，他们负笈他乡，散处各地，极少有机会聚首研究故乡事。1919年夏，他们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终于利用暑假回乡的机会在义乌组织了“城镇乡劝用国货会”。通过这一活动，大家又进一步认识到在广大民众国家观念淡薄，文化水平低卑的状况下，“俗望社会之进步，诚戛之乎其难”。因此，他们认为对国民进行启蒙教育，灌输科学知识，改变不良习惯，树立新的道德风尚，以振民族精神，推动社会进步，这是一桩至关重要的大事。而要做好这件事，就要团结全县同仁志士，“磔励互助，共谋进行”。经过一个较短时期的酝酿，即由龚景川、王藻馨、冯泽芳等人发起组织“俭德社”。倡议一出，同仁纷纷响应。当时就有40多人要求加入“俭德社”。1920年暑假，在义乌县城梅麓公祠召开了“俭德社”成立大会，到会37人，签名要求入社者70多人。大会通过《俭德社简章》。选举楼良相等10人分任干事和会计。并决定创办《乌声报》，因经费困难，没有办成。
1921年寒假，仍借梅麓公祠召开干事会议，通过《俭德社社员入社手续办法》。对以前入社者一律补填入社志愿书外，尚须有已入社社员二人之介绍。这工作由在南京的社员负责办理。这次正式办理入社手续的共40人，并于5月在南京印发了第一期《社员录》。同年7月，在义乌县城第一高等小学召开第一届常年大会。由于时逢干旱农事繁忙，在县外者没有回来，在本县离城较远者也很少到会。因此，到会社员只有20余人。但是，这次大会修改了《社章》，正式定名为“义乌共进社”。同时，增设了教育、调查、出版、经济四个委员会，改选了干事成员，并通过如下决议：一、印发社员录及出版社刊；二、开办暑期学校；三、开展本县社会状况调查；四、收缴社员经费。会后两个月，即9月间由在杭的楼良相印发了关于大会情况的材料，用通函的办法各委员会自选出主任，各负其责，积极开展活动。至此，“义乌共进社”开始进入盛期。
“义乌共进社”是义乌一批具有较高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组织的社会团体，并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完善。到1922年，“义乌共进社章”几经修正后已形成一个包括七章二十二条的《社章》。《社章》明确规定“本社以砥励品行，改良社会为宗旨”。“砥砺品性”，即进行自我道德修养；“改良社会”，即改造国民和一切事物。社员“规约”有二，一为“四信条”，即诚实、勤俭、进步、爱群；二为“四戒律”，即不赌、不嫖、不吸烟、不酗酒。“社员有不能实行本社规约者得自请出社或以常年大会之议决令其出社”；“凡社员不缴社费至二年以上者以出社论。”时著名教育家杨效春出于对义乌共进社的信任和热爱，1922年3月2日，他在赴四川成都大学任教途中，在宜昌特地给全体社员写信，共同勉励遵守社规，并希望同仁办好暑期学校。他说：“只要办，对社会总多少有些贡献”“大家勿存心硬把本社要‘一鸣惊人’。宇宙间一切创造建设的事情，都是从一点一滴组成的。我们今年能对母邑贡献一点，明年又贡献一点，将来成就正多咧！”“我做人很粗糙，很鲁莽，想来罪过必多。诸兄弟故有见到者望切惠教，春必不敢不改也。”到1922年6月止，县内同仁为共进社的积极进取精神所吸引而正式加入者已达68人，历史证明，后来许多共进社社员都成了中华民族的精英，驰名中外的学者、专家。《义乌县志》就有宣祉卿，杨德能、何遇隆、朱式欧、杨效春、徐焕章、冯泽芳、何琦、黄锺瑞、楼良相等10多人的传记和简介，惜对共进社记载不详。
义乌共进社自1921年夏选出四个委员会以后，各委员会即分头开展活动。
调查委员会。共进社既以“改良社会”为己任，则必先知道改良的对象及其坏处在什么地方，然后再用什么办法改良之。对此，共进社社员的认识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若没有确实调查调查社会的现状——劣点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可以改革它，而贸然趋效时髦，是没有用的。”“须要切切实实做一番调查研究的功夫，什么东西是障碍进化的应该除去，什么东西是社会需要的应该输入，大家打起精神，从一点一滴入手，向前做去。”他们认为“改良社会，本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也非空想可能达到的。”“地方的事业，要地方人去改革它，不要盼望‘中央政府’，也不要盼望‘省政府’”。调查委员会拟具了既全面又有重点搞好全县社会调查的提纲。调查采取两种方式：一种是共同规定的调查。以每个委员分头在全县五个区每年暑假之前开始进行，课题为教育、风俗、人口、农业、工商和杂项等六大类。一种是个人自由调查。不限时期，不分地域，不拘种类。1922年调查重点为本县教育情况及社会风俗等，在不到一年时间内，大家就写出了几十篇调查报告。
教育委员会。共进社认为“普及教育为改良社会的第一步。”为此，于1922年就借用县第一小学的教室举办了为期六周的暑期学校，以推广国语，讲习教育，为青年提供补习学业之机会为宗旨，招收本县小学教员及其他教育界人员和高小毕业生与中学毕业、肄业生。课程设有国语、教育和普通等三门。暑期学校教员及干事共10人，他们是：王藻馨（南京高师）、朱桂耀（北京师大）、何选骥（北京大学）、李勉韶（南京高师）、黄昌纪（北京大学）、冯炎顺（北京师大）、楼良相（南京高师）、楼瑞贤（农专）、缪启悟（北京大学）。他们均不支薪水，只由学校供膳。
出版委员会。主要是出版社刊。1922年4月底开始集稿。适逢直奉战争，京宁两处往来交通受阻，第一期社刊《俭德社》在这年5月付印。此次收集到稿件约20篇，计4.1万字，而社刊发表的仅2.2万字，主要原因是经费不足。当时北京印刷每页须1.50元，南京只需0.80元，故择在南京印刷。共印200册。社刊的出版发行是共进社扩大外界影响的重大事件，实现了共进社“对外发展的第一使命。”
经济委员会。主管催缴社费，筹划经费等事宜。筹集经费的主要来源是：特别捐款和社员的义务费与常年费。至1922年6月，共收经费50余元。
（四）
共进社社刊第一期刊名《俭德社》，三字系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所题。《俭德社》于1922年6月出版。32开本，铅印。该期内容按教育、实业、社会、本社问题、社员通信、丛录和本社状况等七个方面编辑，附有社员名录。笔者就其中前三个方面作一简略介绍。
教育。20世纪20年代，义乌县所设的学校并不算少。但不幸的是由于一班顽固不化的老学究盘踞着学校，致使学校出现“每况愈下”的现象。冯炎顺写的《对于义乌小学教育之我见》集中代表共进社对义乌教育现状的看法和改革的主张。该文揭露了义乌教育业存在着的十大弊端，同时提出了十条建设意见。十大弊端是：一、教员多无研究教育的兴趣。大多数教员视自己这职务如平常谋生的职业一样，这就是义乌教育无生气无进步的大原因。二、以教员为学校的主体，而以学生为附属品。三、严厉抵制学生。四、不分编班级教授。五、教材多重抽象的。六、教学法多重注入的。七、教授课时太长。八、严禁学生游戏谈笑。九、教员薪水太少。十、教员多不明白自己责任的观念。十条建设意见是：一、设立暑期补习学校。二、各校应订阅数种教育杂志。三、组织小学教学研究会。四、整顿教育机关。五、应以国语（白话文）读本为课本。六、小学应注重游戏，以利儿童“向学”、“活泼”、“群性”、“个性”、“德智体三育自由发展”。七、教员态度须温和细心。八、提倡女子教育。九、学校须联络社会。十、多方筹集学校经费。
针对全县受过中等教育的青年学生（约千人）升入大学或专门学校少（不到10%），就业少，大批失业失学青年列入“高等游民”之行列，成为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等情况，何仲箫在《中学毕业生失业补救问题》一文中，提出以筹设中等以上学生联络团体、建立学友互助会、创办各种工商业组织、创设图书馆等办法，鼓励、资助一些学生上进、升学或就业。
鉴于全县只有一个官办图书馆（设县城孔庙内），且所陈列的只有几部陈旧残缺的旧书的情况，楼瑞贤撰写了《图书馆》一文。从图书馆的起源和定义，图书馆的效用和管理，图书馆和学校教育等方面作了论述。
1922年3月，冯泽芳利用寒假回家之机，一边作调查研究，一边为家乡做实事：一是帮助赤岸村把三所小学合而为一（校名为双岩小学校），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二是赤岸村创设了“寒假图书报室”。冯泽芳在做这两件事的过程中深深体会到了“吾邑人有捐资兴学之义慨，只须有公正可靠之人提倡之。”
实业。《义乌之制糖新事业》一文，记录了义乌制糖业的发展和进步的状况。其中有“旧金属改良制糖厂”厂长王秉中的《旧金属糖业的前途意见书》，详细介绍了糖梗种植的方法和用改良的方法制取白糖的做法，令人读后感到义乌糖业发展史之风采。吴品福的《提倡义乌林业之管见》，针对义乌林业不振，所用木材须“仰给外邦”状态，提出全县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造林事务和建立森林警察，实行奖惩制度，确保森林事业的发展。
社会。共进社对普遍存在的乞丐、买卖婚姻、缠足和过用奢侈品等社会问题均作了广泛的调查，并作了精辟的论述。如王藻馨《处置乞丐办法》一文，在分析时常在义乌行乞的三千个乞丐队伍的基础上，提出了取缔乞丐的办法。龚景川的《缠足》一文则对妇女缠足的陋俗作了有力的揭露和批判，盛赞天足之美和天足好处。张凤岐在《吾婚姻制度究以何者为宜》里，认为“按之吾国之情，权其利害得失，莫善于认诺婚。善认诺婚，既由男女两造之情愿，复经父母之同意，则夫妻之情意，必无瞪违之虞，伉俪既笃，家室有和平之福。”共进社社员还以通信形式探讨有关婚姻的问题。如楼瑞贤坚决主张废除男女双方要“聘金”、“嫁奁”的做法。因为，这样“男女皆得自由平等，必能相恕相谅，互尊人格，互相帮助，共过人的生活，成为快乐幸福的的家庭。”提出革除的办法是：把聘金和做嫁奁的钱存入银行，用作子女的教育费，定能培养子女到中等学校毕业的程度。
中国门户开放以后，外国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中国，给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风气带来了不良影响，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朱国屏在《奢侈品与社会经济》一文里大声疾呼：“节流之方，百数十途，最要者，莫限制奢侈品者。”“制奢侈品发达之道，首在国民于俭字上下功夫。”“尽人如是，则社会之经济力亦随之以足。”“国运日享，不其懿欤”。
义乌共进社自1920年夏正式成立之日起到1922年6月首期社刊问世，前后共约二年。其后国内形势日趋严峻。至1927年被义乌国民党当局强迫解散，因其时在“四一二”以后，政治形势恶化。共进社以其自身发展过程表明：它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在义乌的一个生动体现。它所表现出来的精神不仅在当时具有积极作用，即使在今天也不失其进步意义。
本文选自《义乌文史资料》第四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