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乌市志·史略》第三部分（中华民国时期）志稿，下设10个条目：民国手工业作坊／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及参加党的创建工作／壬戌水灾／党的早期重要活动／抗战前期民族救亡运动／县城沦陷／日军暴行录／抗日根据地建立与斗争／国民党地方武装抗日活动／解放义乌。志稿的资料丰富，文字通畅，基礎较好。现将审读的若干意见陈列如下：
1、志稿的类目与原篇目存在着差异。原篇目也是10个条目：辛亥革命前后／民初作坊生产勃兴／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1922年大水／早期中共组织的活动／县城沦陷／日军暴行／抗日根据地建立与斗争／抗战胜利之后／解放义乌。志稿中少了“辛亥革命前后”和“抗战胜利之后”两个条目。“辛亥革命前后”，主要是从政治上概括从封建专制走向共和时义乌这段历史，义乌的志士仁人积极参与辛亥革命，有内容可记，希能补上。“抗战胜利之后”，主要记述二战结束后，内战爆发，义乌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情况，由于内战爆发，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经济陷于混乱，政治更加黑暗，不可不记，因未找到重大历史事件作为标题，否则会以事件立目，带出当时历史背景即可。看来这一条目也得补上。
2、民初作坊生产勃兴，主要记述民国初年义乌经济状况，即资本主义经济在义乌的发展，并非是为了详细记述各种作坊。志稿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立记述，篇幅较长，内容颇多，实际只需宏观勾勒即可。如果记的过细，与土特名产篇中火腿、南枣、红糖等生产作坊的记述产生重复。
3、原篇目题为“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而志稿中变成了“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及参加党的创建工作”，增加了内容。陈望道在自己家乡翻译《共产党宣言》，这是义乌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义乌人的骄傲，非记不可。然而，陈望道参加建党活动，并非在义乌进行的，如果也作为义乌的重大历史事件来记，就成了“借大事于他乡”“越境而书”了，违反了方志以“行政区划为范围”的编纂原则。陈望道参加建党活动可记入他的传记之中。此条需恢复原篇目的标题和内容。
4、对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时间和背景，必须准确无误。志稿：“他这年年底（指1919年）回到故乡义乌分水塘村，应上海《星期评论》社约，开始对马克思、恩克斯《共产党宣言》的翻译工作”。据有关资料记载是1920年春《星期评论》才决定翻译《共产党宣言》，请予考证，把时间捁准确。
志稿说：“当时中国大地上正在融酿建立共产党组织”，好像说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为建党作准备的，这种说法不够准确。翻译《共产党宣言》是为了宣传社会主义。它是国民党中左派人士提出翻译此书的，客观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建设产生了影响。
提名陈望道为《星期评论》翻译《共产党宣言》是邵力子先生，他又是《星期评论》的创办者，不知为何故没有提及，而戴季陶却出现两次，此事需进一步推敲。对此，我在“首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一文中是这样表述的：
当时，上海宣传社会主义影响较大的有三股力量：一是陈独秀领导的新青年社；二是国民党左派邵力子等创办的星期评论社、觉悟社；三是研究系张东孙等人组织的共学社。1920年春，《星期评论》杂志决定翻译《共产党宣言》，而这件事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文修养兼得之士才能承任”，在邵力子先生的举荐下，由陈望道承担此任。这时，浙江“一师风潮”刚结束，在上海《星期评论》社约请下，陈望道带着陈独秀提供的日文本和英文本《共产党宣言》回到了故乡，他只是凭借着自己家柴屋后一块铺板，两条长凳，一盏油灯，夜以继日，孜孜不倦，从事翻译工作。他坚持“唯准确为本，唯流畅为要”的原则，经过几个月的奋斗，“费了平常译书的五倍功夫”终于在4月下旬把马克思主义第一部经典著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翻译成中文本。译稿完成后，陈望道即前往上海，这时《星期评论》已决定停利，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译稿经过“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的李汉俊校阅”，又送到“既懂英、日文，又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所研究的陈独秀手中，请陈独秀再行校看。”然后，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列为社会主义小丛书的第一种，是年8月问世。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共产党宣言》中文译本的出版，对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建设，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成长，都起过十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曾说过：“有三本书在我思想上影响特别大，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一本书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第一本用中文印行的马克思主义的书。”（见《义乌小集》68～69页）
5、“壬戌大水”，根据林衍经先生建议改为“1922年大水”。这是义乌历史上一次特大灾害，损失惨重，影响深远，记述目的是让后人莫忘自然界的惩罚。志稿对灾情记述到位，但未提及当局的救灾情况，当局和士绅们如何组织救灾的？他们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这需要从档案、报纸中挖掘历史信息，把历史记述得更为完整一些。
6、党的早期重要活动，原篇目标题为早期中共组织活动。志稿内设5个小标题同：国民党义乌地方组织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失败／发动农民运动／暴动失败与县委解体／义永边区的武装斗争。后3个标题问题不大，前2个标题值得研究，第一个标题易于产生误解。第二个小标题大而无当。我的意见，取消这几个小标题，以时系事，记述中共组织早期在义乌活动的历史。
志稿看了半天，不知在义乌活动的最早共产党员是谁？不知中共在义乌第一个支部在何时何地成立？不知中共义乌县委成立于何时何地？因此，显得十分疏漏。志稿中记：民国17年柳村党支部吸收杨可年、杨可寿等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入党。然而，柳村党支部成立何时志稿并未交待，仿佛突如其来。志稿中记：民国18年7月下旬，中共义乌县委在岩南乡大头殿召开近200人党员大会。而志稿并未交待中共义乌县委成立何时何地，突然冒了出来县委召开大会。由此可见，这段历史需重新整理一下。
7、原篇目抗日战争立有3个条目，而志稿扩大成5个条目，民国期间总共设有10个条目，8年抗战立了5条，比例是否有些失衡？原设计3个条目：（1）“县城沦陷”记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斗争，包括前期的救亡，日军占领义乌县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抗日活动；（2）“日军暴行”无“录”字，记日军侵略活动，犯下的种种罪行；（3）抗日根据地建立与斗争，主要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敌、我、友三方，各方一个条目，请权衡利弊，综合处理。
8、如果以“县城沦陷”为标题记述国民党领导的抗日活动，既要包括抗战初期（县城沦陷前）的抗日活动，又要包括抗战中期、后期（县城沦陷后）国民党政府和地方武装的抗日活动，公正地记述这段历史。
9、抗日根据地建立与斗争，脉络清楚，但篇幅似乎长了一些，需要压缩文字，对于减租减息、财经政策之类，点到即可，不必展开。
10、日军暴行，资料比较扎实。日军在义乌的罪行令人发指。志稿是从4个方面概括的：（1）轰炸；（2）鼠疫；（3）疯狂烧杀；（4）劫掠。有几件事如何记尚待研究：
（1）志稿说“所调查，有名有姓的106名同胞被杀害”，为什么不把106人的名单开列出来附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许多犹太裔和非犹太裔的欧美历史学家们，他们怀着虔诚的历史责任感，一直努力挖掘搜集纳粹犯下的种族灭绝的罪行。有些著作就是密密麻麻地记了大屠杀犹太人的名单，具有无可辩驳的力量，是空洞的讲演无法比拟的，而产生了德国民众深深的负罪感。而我们和日本的右翼份子较量时，我们的历史学家给我们准备的证词令人沮丧和单薄，结果战后对日军的指控落到了被人称为“感情回忆”的地步。人们都说历史是胜利者写的。中国是二次大战的胜利者，可是我们有没有写好这部历史呢？要讨回历史的公正，让抗日战争中千百万死难者得以安息，最有效的恐怕是做好信史实录工作。志稿中提及106人名单，就是义乌的“辛德勒名单”，在页下注明材料出处即可。
（2）志稿指出日军第二大罪行为“鼠疫”，但没有说明鼠疫发生的原因，是日本人散布的鼠疫还是日本人占领期间发生的鼠疫？这里有个直接罪行和间接罪行，如果不是直接罪行，不可列为第二大罪行。志稿对“鼠疫”记载非常详细，孰知“鼠疫”在卫生篇中有专题记述，外事中也要记述有关“鼠疫”的交涉、诉讼。因此，如果是间接罪行，不必详细记述，以免与其他篇章形成重复。
（3）87《义乌县志》中好像说到日军曾在义乌使用过化学武器，使很多人造成足部溃烂，若事实应当作为一大罪状。
此外，文中只须留下3个或4个小标题，所有号码一律除去。
11、志稿在“解放义乌”中，记述了抗日胜利后新四军与地方武装的活动。我的意见，全部移入“抗战胜利之后”的条目之中。“解放义乌”只记大军南下解放义乌的过程，同时记述义乌地方党组织如何配合开展工作的，不要把记述时间向前推延。
以上意见，仅就内容和体例而言，未必妥当，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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