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前人口情况，已无可查考。

宋制　户分主户和客户。主户为“占有一定土地缴纳赋税者”；客户为“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佣而耕者”即佃户、佃客。为便于征收身丁税，人口统计只计男不计女，男20岁为丁。大中样符年间(1010年前后)有主客户13694，主客丁25147。南宋绍兴年间(1145年前后)主客户14829，主客丁28713。

元制　户籍分南户、北户、南人、北人。《[嘉庆]义乌县志》载：元至正廿七年(1367)有南北户11843，南北丁口(男为丁，女为口)55755、平均绍广4.7丁口；并云：“上溢下漏，法为最弛，人口多隐匿”。

明制　仍以男为丁，女为口，“十六岁曰成丁，丁成而役，六十岁免役”。洪武廿四年(1391)有人户28972，丁口143932。至万历九年(1581)、人户15610，丁口71494。人丁大量减少的原因，知县周士英(万比廿年任)详文说：“朝廷视义乌兵为无敌，遇有战事，征调频仍，致邑中壮丁死于锋镝者不可计算，人口为之锐减”。对当时户政，旧志说“然县之弊，大都患在不均。宽狭硗腴不同乡而同役，贫富有无不同资而同征，奔亡侨徙不同上而同隶，强弱众寡不同殖而同派。丁多家给者以众输加轻，丁少家窭者以力单加重。又版籍漫漶，里胥夤缘为奸，多巧避失实。豪右售赇，转相蔽匿；贫弱抑勒，辄报科差。而里之豪有力者。借口差徭名目，即又更赋；诸十甲、下户易虐使，往往阳浮，科敛之所以有倍于所征者，相推于逃亡死徙，而民益蹙矣。”万历十九年、天启七年(1627)、崇祯四年(1631)的人口调查，人户均同万历九年数字，丁口则多3人。

清　初沿袭明制。乾隆五十年(1785)另行户口编查，本县有户口58090，人口513878(男278578，女235300)，户均8.8人。与崇祯四年相比，人口增加6倍。其原因，一是经康熙朝“休养苍黎，恢复元气”后的自然增长；—是雍正七年(1729)全国实行“摊丁入亩”后，人口统计与赋税征收无关，故把男女老少全部入册，数字大增。

民国18年(1929)人口调查，本县有63380户，294099人(男166760，女127339)，户均4.6人；民元以后，封建大家庭的解体，使家庭结构趋向小型化，与清乾隆时相比，户口虽增9％，但社会动荡。灾患不绝，人口减少42.7％。1947年统计有73031户，323529人(男167901，女155628)。18年间，因日寇侵华，本县沦陷，居民惨遭杀害、流亡外徙及疫病流行、大批男性青壮年参军参战等原因、仅增加29430人(其中女性28289人，男性只1141人)。

明时曾以居民所从事职业分类登记，据《[嘉庆1义乌县志]载：万历十九年人户15610，其中“民户14497，军户326，校尉力士户3，匠户568，机户76，捕户35，纸户4，窑灶户7，医户8，厨户2，马站户80，土工户4”。

在明清时，还有生活在社会底层备受歧视的“丐民”，俗称“小姓”。这是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产物。旧志称他们始自“宋焦光瓒堕民”(传说靖康年间金兵南侵，宋将焦光瓒率部降敌，后金兵北退，宋人卑其无耻，贬其部籍，称“堕民”)。其后一部分受封建族权欺压，被削夺谱籍赶出宗族的人，也沦为“小姓”。其身份世代延续。本县各都图皆有，约占人口总数1％弱。多数自成村落居住，但无宗祠或家庙，亦无谱牒，少数则寄住“大姓”村庄的祠庙。“小姓”不能与“大姓”通婚，不准进学和应科举试，也不许“捐纳”；除了务农或经商，主要从事彩轿夫、吹鼓手、理发、阉割禽畜等服务性行业，而且大体划分服务地域，谓之“图份”。民元以后，可以进学校读书，法律地位与其他公民平等，但受历史形成的世俗偏见所拘，仍难与“大姓”通婚。“五四”运动后，新思潮逐渐普及，他们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但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彻底打破界限，泯灭歧视，真正享受法律上社会上完全平等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