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义乌县位于浙江省中部。东邻东阳，南界永康、武义，西连金华、兰溪，北接诸暨、浦江。县境东、南、北三面群山环抱，南北长而东西狭，面积1102.8平方公里，处金衡盆地东部。境内低山、丘陵、岗地、平原错杂，地势自东北向西南缓降。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年无霜期约243天，年平均气温17℃上下，极端最低气温—10.7℃，极端最高气温40.9℃。年降水量1100 ~1600毫米，因分布不均，历来易遭旱害和局部洪涝。矿藏以萤石较著。东阳江从东到西南斜贯县境，长39.75公里。大陈江系山溪，斜穿县北端，境内流长17.5公里，注入浦阳江。
    (二)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合作乡燕里、华溪乡里兆、廿三里乡何宅和佛堂镇道院山、稠城镇金庵山等地先后出土的石锄、石斧、石旋等器物，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义乌这块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1981年11月，平畴村南木见山发掘的一座西周晚期墓，出土原始青瓷盉、盂、盘、豆、碗100件，陶纺轮、陶坛、贝壳及其它器物14件。青瓷器规整秀丽，大部分为青绿釉，少数青黄釉，胎釉结合良好，有光泽，数量之多，为全国所罕见。考古推断系本地产品，证实距今约3000年，居民已有初步的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
    本县古代在于越境内。东周时先属越国，后为楚地。秦王赢政(始皇帝)廿五年(前222)，定江南，平百越，建县名乌伤，属会稽郡。伤县境，大致包括今金华、义乌、永康三县和兰溪市的全部，东阳、磐安、武义、浦江四县的大部和仙居、缙云的一小部分。乌伤名称的由来，相传“秦颜孝子氏，事亲孝，葬亲躬畚锸，群乌衔土助之，喙为之伤。后旌其邑曰乌伤，曰乌孝，曰义乌，皆以孝子故”。东汉初平三年(192)后，数次析地设置新县。唐武德七年(624)起称义乌，至今未变。宋时属婺州，明、清属金华府，民国时期先后直属省、金华道和四、五、三、八专区。新中国建立后，属金华专(地)区，1985年7月起属金华市。1959年底浦江县并入，1968年5月析出。
    1926年冬，本县就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1942年5月21日，日军侵占本县。党领导组建第八大队和坚勇大队，开辟根据地，开展抗日武装斗争，抗击诸暨、义乌、金华、兰溪、浦江一带的敌伪军数干人。1945年部队奉命北上后，1947年党组织又领导开展武装游击斗争，红旗始终不倒，直到1949年5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解放本县全境。自1929年起，在本县和外地为民族解放和人民革命献身的义乌籍革命烈士有400余名。
    县城稠城镇自秦时建乌伤县以来即为县治，向为全县政治、文化中心，1932年起更成为全县经济、交通中心。唐初曾就乌伤县置稠州，州署设今义乌中学所在，稠城镇名源于此。历史上屡遭兵燹，1941一1945年间日军的轰炸、侵占，房屋被毁达2771间。残存的多为土木结构两层楼房，不少因年久破败。据1985年房屋普查资料，镇区现有房屋面积135.59万平方米，1949年前建筑的仅占12.8％；建国后新建的117.87万平方米房屋中，1980—1985年6年间建成的占51.2％。新建楼房多数高3—5层，最高8层。
    县内行政区划屡经变易。到1985年，全县有义亭、苏溪、义东、城阳、佛堂5个区、47个乡，县属建制镇稠城镇、佛堂镇。总人口593002人，其中吃国家供应粮的居民39170人，占6.8％。1985年人口比1949年多26.3万余人，36年净增79.7％，每平方公里已达538人。绝大部分是汉族，兄弟民族有回、苗、壮、畲、蒙、彝、朝鲜、满、哈尼、傣、水族共41人，另有日本籍侨民2人。
    (三)本县开发甚早，但长期来停留在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状态。封建地租只有少量转化为商业资本，矿产资源贫乏，棉麻蚕茧等纺织原料缺少，加上远离大城市，交通相对闭塞等因素，在新中国建立前几无现代工业可言。20世纪30年代起，虽曾出现过几处用柴油机驱动的小型碾米机、发电机和榨糖机，但倏生倏灭，到1949年解放时已无存或不转动。那时称为工业的全是手工作坊，如酒坊、酱坊、手工织布织袜、土砖瓦窑、铸锅、铁匠铺和季节性的油坊(麻车)、粉坊、饴糖坊等等。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电力供应。1949年是空白。1952年供电负荷20千瓦，售电1.89万千瓦小时。到1957年供电负荷也仅35千瓦，售电8.63万千瓦小时，还不到1985年日平均供电量的1／3。国民经济从单一的农业县转变为农业——工业县，从下列几个主要年份的统计数字可略窥其发展轨迹(按1980年不变价格计算。单位：万元)：

上列数字表明，建国后，头30年生产发展较为缓慢，工农业总产值1980年较1952年仅增198％。1958一1961年间，因“大跃进”、瞎指挥和刮共产风，  1961年的农业产值仅及1957年的76.8％。1979年后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农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力扶持和放手发展乡镇企业与家庭工业，全民和县属集体企业扩大自主权，推行经济责任制，工农业生产大踏步发展。1984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增长103％，翻了一番多，工业比重开始超过农业。
    工业发展最鲜明的特点是：1980年后，全民所有制工业，乡以上集体所有制工业，和村办、联办及城乡个体工业一齐上。1985年三者的产值分别为13445万元、14094万元、13254万元，其比例为33：34.6：32.4，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工业结构开始适应商品市场需求，轻工业所占比重由1980年的70％上升到1985年的79％。全民所有制和乡以上集体所有制工业的固定资产原值，1985年比1981年增加91％。骨干企业如糖厂、化工总厂、矿山机械厂、建材机械厂、农机厂、造纸厂、冷冻机厂、电器厂、萤石矿等，生产了一批被评为部优、省优的产品。到1985年底，477家乡(镇)办企业中，年产值50万元以上的有95家；服装、建材、食品、纺织、机械5个行业，占乡镇企业产值的74.6％。
    1981年秋冬，全县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实行“四个允许”：允许农民经商，允许农民长途贩运，允许城乡开放市场，允许多渠道开展竞争。其后几年逐步取消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放开农副产品价格，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到1985年底，全县有专业村130多个，专业市场37个，专业户18125户，占总农户的12％。1980年前，20多万农村男女劳动力，90％以上捆在不到40万亩耕地上。1985年，占农村劳力总数52.5％的人员从事工业、购销、建筑、运输和服务等行业。城乡分割、工农分割的局面开始打破。农业生产结构开始有较明显的变化。以农业总产值为100，1980年种植业占67.3％，工副业占2％，牧业占29.3％，林业和渔业占1.4％；1985年种植业占50％，工副业占25.2％，牧业占22.5％，林、渔业占2.3％。种植业中经济作物产值占29％。
    建国后广修水利，推广先进技术，土地利用几达“寸土必种”，70年代以来耕地复种指数始终保持在280％上下。1949年粮食总产量8.97万吨，全县人均272千克；1982年达30.12万吨，人均522千克。1985年粮食总产26.66万吨，比1982年下降11.5％，但仍相当于1949年的297％。农业生产向以粮、糖、猪为主，70年代起茶、茧、柑桔、食用菌的产量增加，青枣、柏子产量下降。传统名产有红糖“义乌青”、“两头乌”猪及火腿、家乡肉、南枣、金丝琥珀蜜枣、山花梨等。1985年开始注重发展瘦肉型猪、蛋鸡和菜免等创汇农业。
    本县交通称便。浙赣铁路自东北到西边横穿县境，有6个车站。东阳、磐安的货物及新昌、嵊县、仙居等县西行的旅客在义乌站进出，成为浙江中部交通枢纽之一，1985年发送旅客191万人次，接发货物106.6万吨。公路以稠城镇为中心，共长318.2公里。东经东阳到嵊县，西到金华，东北到诸暨，西北到浦江，皆系省道。县内乡乡通公路(吴店到下宅路段正在筹筑)，除少数深山区和高山村外，机耕路已通到村。1985年公路客运量497万人次，货运量123万吨。1984年起出现汽车运输专业户，1985年发展到109户，有货车106辆，客车3辆；个体户经营的机动三轮车有345辆。
    商品流通体制在“六五”期间有了突破，由封闭型、多环节、独家经营的旧体制，开始改变为开放型、少环节、多渠道的新体制。1985年社会商品零售额2.21亿元，比1980年增136.7％。商品总量中，生活资料占77.6％。1985年城乡集市贸易成交额1.11亿元，在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由1981年的25.79％上升到50.29％。设在县城的小商品市场，是从“货郎担”发展而成的被称为“小县城中的大市场”。从1984年在新马路北端建成占地1.36万平方米的专业市场和相应的配套服务设施后，到1985年已有货摊2847个，其中固定摊位2374个。全国有20多个省市的客商来此参加交易，淡季每天约1.8万人次，旺季2.5万人次，高峰时3万人次。小商品市场的货源，本县生产的约占40％，以批量销售为主，销往除台湾省以外的所有省、市、自治区。全县从事小商品购销、生产的约3.3万人。因场地已不适应发展的需要，1985年11月在稠城镇朝阳村征用土地4.4万余平方米，投资440万元，兴建1个有4096个固定摊位、1000多个临时摊位和相应服务设施的全国少有的小商品市场，预期1986年国庆节前交付使用。小商品市场促进了本县乡镇工业和家庭工业，也带动饮食、旅馆、短途运输业的发展，增加铁路客运和零担货运量。1985年邮电局收寄商品包裹13.14万件，而1980年只有近千件。这是因为县小商品市场造成许多派生市场，形成相当大的辐射面。6400余个商品购销专业户，相当一部分已由行商发展为坐商。在西南、西北、东北各省甚至远及内蒙、新疆、西藏的中小城市，都有本县人摆摊设店经营小商品，有的成阵连片，颇具特色。
    1980年起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农村人均年分配收入，1960年前不到30元，1970年前不到70元。1985年农村家计调查，农民家庭人均年收入502元，为1980年的253％；人均占有房屋面积为30.26平方米，比1980年增长1.2倍。1985年职工人均生活费收入803元，比1980年增加57.3％。当年稠城、佛堂两镇10377户房屋普查，人均住宅建筑面积28.72平方米，人均使用面积19.87平方米。1985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8318万元，比上年末增长32.5％。1985年全县销售缝纫机1.12万架，自行车1.64万辆，手表2.11万只，电视机5890台(其中彩电717台)，电风扇1.58万台。   

(四)本县宋、元时理学兴盛，县境内有多处书院。清光绪维新前，私塾不少，宗族公常祀产中每单列“贤田”一项，用以奖励进学及科举中选者。1900年开始出现私立学堂，1904年官办高等小学，1927年9月创办县立初级中学。到1949年解放时止的50年间，学校教育有发展。但因民生多艰，穷苦人家子弟和一般女孩子入学的少，最高峰时学龄儿童入学率也只有60％，且多数只能读毕初小，因而文盲、半文盲占总人口的63％。教育事业的真正兴旺发达是在解放以后，见下表几个年份的学校、学生数：

所在校生所在校生所在校生所在校生

     1985年全县学龄儿童入学率为98.98％，在校生巩固率达99.39％。中学结构开始调整，职业技术教育有新进展，年末职业高中在校生1497人。经金华市教育委员会验收，本县已成为基本无文盲县。成人教育有可喜发展。1985年，有511人参加电视大学学习，300多人参加函授、刊授大专学习，669人参加政治刊授中专学习。1984年11月及1985年4、11月，三次有966人参加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其中513人次获单科合格证书。全年县财政教育经费支出765.9万元，占财政总支出的29.5％。大多数学生学风严谨，勤奋刻苦，1985年经考试升入大专院校的有705名，占总人口的1.2‰，约相当全省平均数的3倍，为国家培养了人才，支援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卫生医疗事业逐步发展。1949年全县有336名个体开业卫生技术人员；公立医疗机构只有县卫生院1所，卫生技术人员4名，24张病床，平均每千人0.07张。到1985年，全县有县、区、乡综合性的和皮肤病、精神病、钩虫病等专业医疗机构共106所，病床853张，平均每千人1.4张；卫生技术人员1367名，其中医师218名。防治钩虫病、血吸虫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地方性氟中毒等地方病，都有显著进展。1985年底止已建农村自来水站351座，受益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32.6％。1985年人口死亡率为6‰。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期望寿命为男68.74岁，女71.55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本县文化机构设置日趋健全，逐步形成县、区、乡、村四级文化网。到1985年底，有区、镇、乡文化站53个，“青年之家”543个，农村影剧院53家(3.9万座)，农村文化中心7个。职工文化生活比前丰富而活跃。1985年全县发行各类报纸计1272万份，杂志累计85万册。电视机保有量11789台，其中彩电占10.9％；城镇平均每百户29.6台，农村平均每百户4.9台。群众性的美术、书法活动，尤其是农民画，日益兴盛。县图书馆藏书10.1万册，其中古籍4.51万册，历“文化大革命”之劫难而得幸存。全县有双林铁塔、大安寺塔、八面厅等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2处。县博物馆馆藏文物近3000件，珍品甚多。地方风味极浓的“义乌道情”和“义乌花鼓”，为群众喜闻乐见。戏曲事业近年处于停滞状态。
    (五) “骆丞草檄气堂堂，杀敌宗爷更激昂”(郁达夫诗)。本县文化教育的沃土培育出一批人杰，历代有对全国和后世卓有影响的著名人物。“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宋代抗金名将宗泽，享有盛名。元代纂修《宋史》《辽史》《金史》的总裁官黄晋，明代主修《元史》并因谕降云南梁王而死节的王祎，皆以文章道德著于时。明代抗倭御边的儒将吴百朋，清初治河名臣朱之锡，以公忠为国、不敛私财而名于世。本县籍名见史书列传的，从后汉抗袁术被害的陈留相骆俊，到清末反对慈禧卖国宠佞的监察御史朱一新，计24人。其中不乏忧国爱民、忠贞正直之士。遗风延续到当代，有卓越的语言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的陈望道，历史学家、共产主义战士、惨遭“四人帮”谋害的吴晗，著名的党的活动家、作家、文学评论家冯雪峰，他们都以自己的风骨和著述而名扬中外。现代作家何家槐、王西彦、尹庚、杨柳、俞天白等，也各有所成就。
    在自然科学领域，本县的先贤和当代科学家也有卓越的贡献。创造滋阴学说的金元四大医学家之一的朱震亨(丹溪)，其著作至今为中日汉医学界所重视。丹溪之后，名医代不乏人，明代的虞抟，民国时期的陈无咎，皆名噪一时。现代的医药昆虫学家何琦，公共卫生学家朱章赓，西医眼科专家何章岑等人成就卓著。棉作学家冯泽芳，水稻专家周拾禄，为我国农学界杰出人物。已故的天文、物理学家刘朝阳，现尚健在的中国航空学会理事长、西北工业大学名誉校长、航空教育家和现代力学家季文美，在科技界享有盛名。上海机械学院教授楼维秋，以其太阳能研究方面公认的杰出成就，1985年被英国剑桥大学国际传记中心授予《国际知名学者》证书，载入《国际学者名人录》第6卷。历时30年编成《民间兽医本革》巨著的冯洪钱，闻名全国。现在研究机构、大专院校和工程技术界担任讲师、工程师以上职务的本县籍人，约在干名以上。原属义乌籍人，在国外科技界、艺术界有成就的也不乏人。
    考诸志乘，本县自唐朝以来学风鼎盛，宋以后尤甚，婺州被誉为“小邹鲁”，义乌即其重要一隅。自唐乾符三年(876)楼颖考中进士，至清光绪十五年(1889)朱怀新止，1000余年间本县有进士182名。其中宋景祐元年(1034)到咸淳十年(1274)的241年间，56科有进士135名，而那时本县地旷人稀，人口不到8万。他们中有宗泽、徐侨等名臣，也有力主抗金、文名颇著的“乌伤四子”何恪、陈炳、喻良能、喻良弼。其中咸淳十年的王龙泽居榜首，为科举时代金华府属8县4名状元之一。士林人才济济，武职亦不乏人。相传秦末项籍击溃秦军的基干队伍“江东子弟八千人”中，就有不少乌伤壮士。明代名将戚继光招募训练的“义乌兵”，荡平东南沿海倭患，戍守北方边疆，英勇善战，坚忍刻苦，被称为“兵样”。仅明朝因军功被授予平章元帅、将军、指挥使、副总兵、参将、千总、把总、千户等武职的就有228名。清末新军八十二标(团)二营官兵多为本县人，人称“义乌营”。这个营1911年冬在光复省会杭州和参加“江浙联军”光复南京攻破太平门的战役中，以奋不顾身、勇敢进击为人称道。1939年抗日战争正酣时，匝月之间动员招集壮丁组建了一个“义乌营”，这在当时役政腐败、民畏当兵的情况下，实属难得。沦陷40个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八大队、坚勇大队，战功卓著，其余抗日部队也给敌伪以打击，群众自发击毙零散日军达数十名。民国期间，先后在军队中担任将官的有10余名，校级军官比这多十数倍。先后入伍参加抗日战争的为数5000人以上。1951年土地改革后，青年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志愿报名者达数万，有2000多人被批准入伍。1954年冬实行义务兵役制以来，适龄青年争先恐后，踊跃报名参军，征兵工作一直顺利。由此可见，本县好学与尚武并存的民风，由来已久，持续至今。
    (六) 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本县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1984年实现第一个翻番，1985年又实现了生产、效益的继续同步增长。近期规划：1990年工农业年总产值达到14亿元，比1985年增长120.8％，相当1980年的557％，人均国民收入1220元。
    本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处：自然条件比较优越，交通较方便，工业尤其是乡村工业有一定的基础，教育普及，群众接受新事物较快，能人不少，等等。
但也存在短处：能源紧缺；农村人均耕地不到0.7亩且日渐减少，农业虽比较发达但仍受气候条件制约；当前发展工业所需资金、原材料缺口较大，工业基础相对薄弱，骨干企业少，尚未形成某项或几项产品的明显优势；自然景观和名胜古迹还不足以形成旅游业资源；技术进步和人才培养仍不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等
等。1985年，中共义乌县委提出“兴商建县”方针后，日益繁荣兴旺的商品购销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商品生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