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碧华
宗泽（1060~1128），字汝霖，婺州义乌（今浙江义乌）人。生活于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北宋、南宋之交，是在抗金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杰出政治家、军事家，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民族英雄。
奋发有为的农家子弟
北宋嘉祐四年十二月十四日（1060年1月2日），宗泽出生在义乌石版塘一个贫寒的耕读之家，并在此度过了童年。
宗泽一代人丁兴旺，有四兄弟一姐妹，家里吃口多，加上当时义乌一带连年灾荒，生活就更困难了。宗泽排行老二，自幼随长兄宗沃参加劳动，干各种家务和农活，历尽艰辛，两个弟弟皆年少夭亡。但其父亲和祖父并不因家境困难而放弃耕读的家风，农闲仍课读儿孙。宗泽天资聪慧，读书过目不忘，又勤奋好学。父亲和祖父都对他寄予厚望，刻意培育。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生活和成长的宗泽，从小就养成了勤劳俭朴、好学上进、正直刚毅的品格。
宗家为了开拓新的生活出路，在宗泽十几岁时，举家迁居廿三里。廿三里交通方便，商贸、文化比较发达，是义乌的一个重要集镇。到廿三里后，宗泽的父亲宗舜卿与当地名士陈克昌、陈裕等成了莫逆之交，还与陈允昌义结金兰，并在友人的举荐下，一度去金陵充当幕僚。廿三里对宗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天地，由于父亲的关系，社会交往扩大了。宗家与两个陈家系通家之好。陈九昌视宗泽如己子，悉心扶植，其子陈昂“迪功郎”，孙陈涛“太庙斋郎”。陈裕十分常识宗泽的人品和才华，把幼女许配宗泽为妻，其次子陈锡“处太学，以文行驰名，及进士第”，次孙陈宗旸“以武举进士第”。两个陈家都是书香门第，宗泽同他们的儿孙朝夕相处，切磋学问，评点时政，议论治国之策，扩大了视野，增长了学识，提高了投身社会的勇气和信心。
当时，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实行变法。王安石在教育上推行教之、养之、取之、任之四者并行的政策，大办州县之学，置学官，设教授，规定州县学的士子由官府供给伙食，并免其徭役。王安石对教育及用人制度的改革，提高了民间办学的积极性，对像宗泽这样贫寒的读书士子更是莫大鼓舞。这时宗泽还不到20岁，毅然辞家外出游学。他在《求教书》中自述：
某未冠时，持先人遗书一车，他无所携，悲吟梗概，懔然去国，求师承于四方，阅十余年矣。崇筵绛帐，所历数十。
宗泽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精神，游学长达10余年之久，就学之地有数十处之多。宗泽曾置身于官府所办的州县学，也参加民间的学术活动，研读古今诸家著述，寻师访友，探求真理。宗泽曾一度去义乌景德禅院等寺院研读佛经，至今存世的有关佛教的遗文尚有10多篇，可见宗泽对佛学也颇有研究。
宗泽在《求教书》中，概述了自已求学的经历和体会。开始时，他要求自己“凡古人所著之书，与今日之学者耳目所未及，一皆贯穿熟读，要其无所不知，无所不有”，但读了诸家的大量论著后，仍“莫悟其由”，并未能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见解。后来他改进了学习方法，从现实需要出发，认真汲取诸家的精华，“尽精白而无巧伪”，其效果就截然不同了。宗泽不仅知识广博，又深入社会，善于学以致用，因此，他观察和处理问题，比一般的读书士子要深刻切实得多。
宗泽游学期间，正是辽国、西夏不断入侵，宋国北疆的危机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宗泽深感不知兵，不习武，难以实现自己保国安民的理想和抱负。因此，宗泽在游学期间，还研读兵书，苦练各种武艺。义乌是传统的武术之乡，习武之风甚盛。如宗泽的内任陈宗扬就是武进士。宗泽向陈宗扬学习武艺，一同切磋兵法。传说宗泽曾跟武林高手“十八罗汉”习武。宗泽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不仅熟悉兵法阵图，还能骑善射，身手不凡，为日后率军抗金驰骋沙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十年磨一剑”。宗泽经过10余年游学生涯的种种磨炼，逐步走向成熟，成为一个博学广识、才兼文武、有理想抱负的青年。宗泽在《赠鸡山陈七四秀才》一诗中，赞扬学友陈七四勤学苦练，“头头欲第一”的进取精神，誉他为“渥洼生骏驹，丹山生凤雏”。这也是宗泽的自我写照。宗泽正是从山沟里跃出的“骏驹”，飞出的“凤雏”。
神宗死后，高太后垂帘听政。她反对王安石变法，尽复旧人旧法，于是变法和反变法的斗争从各个方面展开，并引发了朝廷中的朋党之争，“天下之势岁危于岁”。胸怀大志的宗泽，感到欲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必须走科举仕途道路。元祐六年（1091），宋延开科取士。年已33岁的宗泽，千里迢迢前往京城开封应试。宗泽通过礼部试后，进一步参加殿试。高大后传旨，殿试对策限以字数。宗泽在殿试时，却不顾朝廷限以字数的规定，洋洋洒洒写了万余言，力陈时弊，还指责朝廷轻信吴处厚的诬陷而放逐蔡确，认为“朋党之祸自此始”。这是宗泽第一次在政治上亮相，就充分显露出不计个人得失、敢于直言的可贵精神。主考官“以其言直，恐忤旨”，将宗泽置于“末科”，抑为“同进士出身”。宗泽虽没能名登榜首，但毕竟通过了科举考试，由此开始步入仕途，登上了政治舞台。
刚正廉明的地方官
宗泽参加科举考试之后，与友人同游华山，并写了《谒华岳》一诗。他以诗明志，在该诗结尾中写道：
发我文物秘，像渠膏泽倾。
太华屹不摇，我山身载行。
立誓要努力继承发扬我国的优良传统，像渠水那样滋润大地，以华山“屹不摇”般的毅力肩负起时代的使命。
元祐八年（1093），宗泽被派往大名府馆陶县任县尉兼摄县令职事。该县积案如山，县吏见宗泽是一介书生，又初次为官，认为未必处理得了。可是，宗泽凭着自己的学识和才干，对这些案件的是非曲直剖析得一清二楚。不到一个月，就把这些积案处理完毕，民间诉讼也大为减少，充分显露了宗泽处理政务的才能，也赢得了属吏们的信任和尊敬。
绍圣二年（1095）冬，大名知府吕惠卿令宗泽前往巡视御河修建工程。宗泽适逢长子夭折，有人劝他告假，但他以国事为重，强忍悲痛，奉命即行不稍停留。吕惠卿闻知此事，深为感动，不禁赞叹道：“可谓忧国忘家者也。”这时，正值隆冬季节，朝廷征发大批民工开河，监官不管民工死活，强令施工。宗泽发现不少民工“僵仆于道”，他十分同情民工的悲惨遭遇，勇敢地站出来为民请命，上书帅司，认为“时方凝寒，锄镐一举，冰冻已合，徒苦民而功未易集”，建议将工程推迟到次年春暖解冻时再动工，并表示到时我“当身任其责”，按时完成任务。帅司以宗泽之意上奏，为朝廷采纳。次年春，御河如期修成，使民工们少受苦难，减少死亡。宗泽离任时，黎民百姓噙着泪水遮道为他送行。
元符元年（1098），宗泽升任衢州龙游县令。龙游是个偏僻的小县，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一些纨绔子弟和地痞流氓，十百为群，到处滋事，掷瓦砾，破屋壁，严重于扰社会秩序。前任县令也采取过一些措施，但屡禁不止。宗泽经过调查研究，采取了标本兼治的办法：一面密报衢州知州，雷厉风行地将他们拘捕归案，在耐心教育劝导的同时，将一些强梗者充作军士，送往军营，终于煞住这股歪风，维护了社会的安定；一面大力兴办学校，创设县学，聘请教授，有时亲自为诸生“讲论经术”，同时动员世家大族出资兴办“义学”，并撰写了《龙游县义学记》为之倡导。随着教育事业的发展，龙游的社会风气发生深刻的变化，从此龙游的读书士子应试中举者络绎不绝。
崇宁二年（1103），宗泽调任莱州胶水县令。胶水是当时莱州以难治出名的“剧邑”。县内豪强势力很大，他们勾结官吏，仗势虐民，习以成风。温包是其中的典型。他依恃任莱州通判的姻亲，常常诬告他人，藉以敲诈勒索，前几任县令都不敢得罪他。宗泽查实温包的罪行后，将他依法逮捕。莱州通判前来说情，宗泽严辞拒绝。该通判气势汹汹地说：“你敢把温包怎么样？”宗泽理直气壮的回答：“温包犯法，我以法治之，不知其他！”断然惩办了温包，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势力的嚣张气焰。莱州通判是宗泽的顶头上司，宗泽不拘私情，顶住压力，厉行法治，在当时的腐败官场中是难能可贵的。
大观三年（1109），宗泽调任晋州赵城县令。赵城地处西北，是抗击辽国、西夏入侵的战略要地。宗泽十分重视西北地区的边防建设，深入考察了赵城的山川地势，认为赵城“前有并河、汾阳之固，后当晋、绎、蒙坑之险，左依霍邑，右阻太行，沃野百里，可以种植，实河东用武之地。”于是上书朝廷，建议升县为军，将赵城建成军事要塞，“大养军士，以备不虞”。这一措施对西北地区的边防安全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但朝廷却置之不理。宗泽叹息道：“方今承平固无虑，他日有警，当知吾言矣。”
政和三年（1113），宗泽调任莱州掖县知县。掖县属京东东路，是朝廷科派的重灾区之一。宗泽上任伊始，就碰到转运使传旨到县前来科买牛黄，以供宫廷药用，掖县分摊到数百两。牛黄是由病牛的胆汁凝结而成的，并非常有之物。百姓虽宰杀了不少耕牛，但仍取不到牛黄。路长官见不能按时完成任务，欲弹劾县吏。宗泽挺身而出，责问路长官：“方时疫病，牛饮其毒，病结为黄。当此太平，和气横流，牛无伤者，黄何自得？”宗泽称这是个人意见，与僚属无关。随后独具己名上书朝廷，力陈科买牛黄之非。路转运使见众怒难犯，不敢加罪宗泽，最后不得不豁免掖县科买牛黄的任务。
20余年中，宗泽先后担任了五个县的县令或知县事。他为官刚正廉明，关心民生疾苦，为维护群众利益，勇于与豪强势力和各种歪风邪气作斗争，敢于抵制上司种种谬误的举措，赢得了广大人民的爱戴，是封建时代中难得的好官。龙图阁学士范纯粹赞扬道：“如宗君，虽古循吏，未见其比。”但政绩卓著的宗泽却长期得不到提拔和重用，这本身就反映了当时吏治的腐败。宗泽任掖县县令时，相继任京东东路安抚司的上司王旉、梁子美，知道宗泽办事精明能干，邀请他入幕。不久，朝廷下令，将登州等四州提升为“次边”。在梁子美的推荐下，政和五年（1115）宗泽升任为登州通判。
这时已到了北宋末年，昏庸腐朽的宋徽宗，任用蔡京等奸邪之徒主持朝政．吏治更加败坏。徽宗还崇奉道教下令各州县广建道教宫观“神霄宫”，封道士林灵素为“直通达灵元炒先生”，将宫观道士与各级地方官置于同等地位，于是道教势力迅速膨胀，气焰十分嚣张。登州道士高延昭是林灵素的亲信爪牙，以修建“神霄宫”为名，大肆敲诈勒索，横行乡里，鱼肉百姓，百姓敢怒而不敢言。宗泽为了保护百姓不受侵害，明知高延昭有政治背景，仍依法予以惩办。宣和元年门（1119），宗泽已年届六十，目睹国事日非，感到自己已难以有所作为，乞请告老还乡，获准授予主管南京（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市）鸿庆宫的挂名差使，退居家乡邻县东阳山区，结庐山谷间，拟读书著述以终老。同年三月，高延昭通过林灵素向徽宗诬告宗泽蔑视道教，改建登州“神霄宫”不当，于是徽宗下令将宗泽“褫职羁置”，发送镇江监管。
宗泽在羁置地镇江郊区，聚集家人从事农耕，过着清贫而艰辛的生活。在此期间，夫人陈氏不幸逝世，宗泽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了《葬妻京观山结庐龙目湖》一诗以凭吊：
一对龙湖青眼开，乾坤倚剑独徘徊。
白云是处堪埋骨，京岘山头梦未回。
他深深怀念同甘共苦的妻子，也慨叹自己的不幸遭遇，虽有雄心壮志却报国无门。
宣和四年（1122），徽宗举行祭祀大典，实行大赦，宗泽才重获自由。宗泽先被差遣监理镇江府酒税，两年后才复职被调任巴州通判。当此国难当头的多事之秋，宗泽却被派往地处西南边陲的巴州，完全背离了自己的报国志愿。宗泽在巴州期间所作的《古楠赋》、《重修英惠侯义济庙记》，抒发了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心情，并借汉末巴郡太守严颜的言行隐喻自己，愿做“断头将军”，决不做“降将军”，表达了宁死不屈的勇气和决心。
奉诏进京 转战河朔
北宋末年，宋徽宗企图收复五代后晋割给辽国的燕、云十六州失地，与金人结“海上之盟”，联合攻辽。金灭辽后，以宋违盟作藉口，乘势大举南下，直逼宋都开封。徽宗惊慌失措，急忙传位给儿子赵桓，带领亲信逃往南方。赵桓即帝位，改年号为靖康，是为宋钦宗。这时朝廷中分裂成主战、主和两派。懦弱昏庸的钦宗，主张割地求和。开封军民在李纲率领下奋起抵抗，击退金军的多次进攻，这时各路勤王军也纷纷赶到，迫使金兵撤回北去。开封保卫战胜利后，钦宗为表示要重振朝纲，下诏朝臣举荐能员和堪任将帅者。在御史大夫陈过庭的举荐下，朝廷召宗泽进京，出任台谏。
靖康元年(1126)初，在巴州任上的宗泽，接读诏书后，“忧国之心如奔马”，不顾68岁高龄，快马加鞭驰赴京师。宗泽抵京后，立即向钦宗“奏对三策”。“三策”惜已佚失，我们无从了解其中的内容，但从宗泽赴京途中所作的《感时》、《述怀》等诗看，大概是清除佞臣、改革弊政、坚决抗金之类的建议。宗泽的“三策”丝毫没有改变钦宗妥协投降的态度。他重用主和派官员，罢免主战派首领李纲，压制开封军民的抗金要求，遣散勤王军，议割三镇以求和。宗泽目睹主和派的倒行逆施，极为愤慨，接连上书钦宗，抨击朝廷用人不当，弹劾充当和议使的刑部尚书王云：“张皇敌势，动摇人心。”这就引起了钦宗的不满和主和派的忌恨。八月，金兵再度兵分两路大举南下。钦宗任命宗泽为假宗正卿、和议使，赴金营议和。宗泽指出，和议使名不正，请改计议使。临行前他对同僚说：“此行不生还矣！”决心赴金营以死与之抗争。钦宗担心宗泽破坏议和，急忙收回成命，改派他人前往。金兵长驱直入，黄河以北各州县官吏纷纷弃职而逃，于是钦宗把宗泽派往战争前沿的磁州。
九月初，宗泽以朝奉郎、直秘阁、知磁州，带了十几名老弱士卒匆匆北上。南逃的人们见了都十分惊奇，有人劝说：“敌已犯真定矣，虽往何益？”宗泽一笑置之。宗泽在途中所作的《早发》一诗，形象地表明他对如何抗金早已胸有成竹：
个幄垂垂马踏沙，水长山远路多花。
眼中形势胸中策，缓步徐行静不哗。
宗泽的“胸中策”，就是依靠群众抗金。磁州经过上次金兵南侵的大肆破坏，已满目疮痍，几难再守。然而宗泽充满信心，大力发动群众修缮城墙，疏浚护城河，招募士卒，组织义兵，施行兵民合一、边耕边战的办法，“应者云集”。又尽府库所有，还拿出自己的俸银．高价购买粮食数万斤，备足军粮。在宗泽的感召下，百姓纷纷“争献金谷”，支持抗金斗争。不到一个月，磁州防务重新建立，并组织起一支上万人的武装队伍。宗泽清醒地看到，仅靠一州的力量，孤军作战，是难以与金兵抗衡的，于是上疏朝廷，建议“邢、洺、磁、赵、相五州各养精兵二万，敌攻一郡，四郡应援，则一路常有十万兵”。钦宗对宗泽提出的联防抗金的正确主张，虽口头表示赞许，但他无心抗金，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这时真定频频告急，朝廷却置之不理。宗泽极为愤慨和不安，上了《条画边防要策与勤工之议》，并要求朝廷立即派兵援救。朝廷却把责任推给宗泽，只授予宗泽一个“河北义兵都总管”的空头衔，命他率所部进援真定。宗泽立即率部奋勇进击，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未能打破金兵对真定的重重包围。真定陷落后，宗泽只得退回磁州。
真定是宋朝北部的重要门户。金兵攻破真定后，迅速向黄河推进。金帅斡离不事料宗泽驻守的磁州不易攻取，便绕道东行，欲从李固渡渡过黄河。当时，河南有宋将折彦质部12万人驻守，但他们一闻金兵的鼓声就不战而逃。金兵顺利渡过黄河，直扑开封。斡离不为了防范宗泽率部从背后袭击，分遣数千骑兵进攻磁州。宗泽披甲登城，指挥战斗，命士兵以神臂音射之，粉碎金兵的攻势后，乘势打开城门纵兵追击，杀敌数百，“所得牛马金帛尽以赏军士”。这是宋军首次击败金兵，极大地鼓舞了河朔各地军民的抗金斗志。
这时，斡离不企图以议和为名将钦宗的弟弟康王赵构诱骗到金营，命叛未投金的宋朝和议使王云返回开封，传言只要派遣赵构前往金营议和，和议一成，金兵即退。钦宗对此求之不得，便命赵构为和议使，和王云同赴金营议和。对此举宗泽上疏坚决反对。当赵构等途经磁州时，宗泽出城迎接并向赵构指出：“闻敌人由大名渡河矣，……以泽观敌情，岂有肯和之理哉？特设诡词欲挽致大王耳！”赵构犹豫不决，于是宗泽劝说赵构去嘉应侯祠占卜以决去留。群众闻讯纷纷前来。王云往返金营议和时，曾大肆吹嘘金兵的强大，并以坚壁清野为名，毁坏民房，收缴粮食，百姓恨之入骨。当赵构等从嘉应侯相出来时，人们看到王云，齐声怒斥道：“清野之人真奸贼也！”一拥而上，把王云乱刀砍死。后赵构命人检查王云的行囊，从行囊中所藏的信件和实物证明，王云果真是金国的奸细。赵构决定停止北上，但又不相信宗泽能固守磁州，第二天便逃往相州。
同年十一月，东西两路金兵先后抵达开封，并将开封城团团包围。在兵临城下的危急关头，钦宗举棋不定，仍一味乞和。乞和无望之时，才慌忙派秦仔等持“蜡诏”潜出京师前往相州，封康王赵构为兵马大元帅，宗泽、汪伯彦为副元帅，命他们尽起河北兵马勤王。但钦宗不敢依靠和发动开封军民抗金，却荒唐的依恃市井无赖郭京的所谓“六甲神兵”保护京城。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六甲神兵”遇敌即逃，金兵乘机攻上开封城头。但由于开封人民自动奋起抵抗，金兵也不敢贸然入城。于是斡离不等又打起“议和”的旗号，利用宋朝统治集团镇压开封人民的反抗，搜缴开封的财富。宋朝廷完全被金帅玩弄于股掌之中。
十二月三日，赵构在相州建立兵马大元帅府，传檄各地勤工之师赴大名府集合。这时，宗泽率孤军正在进攻有金兵重兵把守的李固渡，欲图切断金兵北撤通道，迫使进攻开封的金兵撤退。在战斗中，宗泽不畏强敌，连破金兵30余寨，夺得资粮无数。宗泽接到了赵构的传檄，随即率部从李固渡返回磁州。部署了磁州的守卫后，率领2000士兵，顶风冒雪，率先赶到大名。宗泽一见赵构便提出：“京师受围日久，人援之策不可缓”，要求及早确定出师日期。赵构并无进兵之意，打着勤工旗号集合军队，只不过是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等待时机，夺取帝位。赵构谕令宗泽就副元帅之职，并代朝廷加授宗泽为集英殿修撰，加以笼络，对从速进援的建议，则以“从长计议”婉转拒绝。汪伯彦等窥透了赵构的内心秘密，进行投机钻营。不久，朝廷派人送来钦宗的手诏，令“大元帅康王将天下勤工兵，总领分屯近甸，以同济难，无得轻动，恐误国事”。于是，围绕要不要进援开封，在大元帅府中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汪伯彦凭藉手诏，公然反对进援开封。宗泽一针见血地指出：京师已被金兵所控制，钦宗的手诏必是金兵胁迫下所写的，是敌人的缓兵之计，“岂可深信，以贻后悔”。主张从速进兵救援。为避免“有违诏旨”，可声称“军中久不闻天子诏令，愿见君父。既曰通和，请（金兵）亟退师，设有诡诈，则吾兵已在城下”，就可以击破敌人的阴谋了。开封陷落后，广大将士群情激愤，纷纷要求进援而宗泽又一再坚持，赵构只得拨出一部分军队交给宗泽，命他率领先往开德，并称自己将率主力部队随后进发。十二月底，宗泽率军离开大名，向开德进发，声称康王赵构在自己军中，接连与金兵打了13仗，连战连捷。斡离不信以为真，胁迫钦宗下诏令赵构进京，以除后患。当宋臣在金兵的监护下，将钦宗手诏送到开德时，宗泽令将士放箭，把他们赶跑。宗泽在开德一带奋勇战斗时，赵构不仅不率兵跟进，却辗转向后撤往东平、济州。
靖康二年（1127）二月，开封的政局发生了严重变化，金人把出城议和的徽宗、钦宗拘押，北宋王朝瓦解。赵构装腔作势发布檄文，下令勤王，但并无行动。宗泽连连致书各路勤王军首领赵野、范讷、曾懋等，约期向金兵发动进攻，也如泥牛入海，没有回音。宗泽毅然决定率孤军奋进，一举攻克南华。金兵绕过南华，进攻开德、濮州，企图造成南北夹击之势，逼迫宗泽后撤。宗泽早有部署，适时派兵增援开德、濮州，击败来犯之敌。接着，宗泽率军进至卫南。先头部队报告，前面就是金兵大营，有的将领有些犹豫，宗泽说：“以将孤兵寡，不深入重地，不能成意外之功”。宗泽率领将士向金营发起猛攻，并击溃前来增援的各路金兵，进占韦城。宗泽估计金兵会趁夜反扑，当机立断，率军连夜返回南华。是夜，金兵果然偷袭韦城，得空营，大惊，不得不佩服宗泽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从此，金兵“深沟自固”，不敢出战。躲在后方济州的赵构，一直按兵不动，坐视宗泽孤军苦战。宗泽在战斗中虽取得一连串胜利，但毕竟兵力有限，难以打破金兵对开封的重重包围。
金兵将开封洗劫一空后，又见宋朝的勤王军渐渐迫近，于是图谋脱身之计。册立原宋朝宰相、投降派头子张邦昌为“大楚”皇帝，企图藉这个傀儡政权以维持其对黄河以南地区的统治。四月初，金兵挟持徽、钦二帝及后妃、宗戚等3000多人和大量财物，分东西两路秘密北撤。沿途也横遭浩劫，10多万中原人民被驱掳北去。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祸”。消息传来，赵构痛哭流涕，呼号“救援君父”。其实他是猫哭老鼠，内心庆幸徽、钦二帝被掳，为实现自己的皇帝梦提供了良机，转而谋划如何取得并巩固帝位。宗泽则怀着对宋王朝的一片忠心，立即率军渡过黄河，北上截救二帝。可是，这时金兵已北去多时，又得到张邦昌叛国称帝的消息，于是宗泽决定先回师讨伐张邦昌。一面派人从间道驰往开封，张贴《抚慰京城士庶檄文》，以安定民心；一面上书赵构，抨击张邦昌投敌窃国的罪行。赵构对张邦昌另有打算，极力为之辩解，说什么“或出权宜，未当轻动”，阻止宗泽讨伐张邦昌。张邦昌称帝后，就陷入一片唾骂声中，惶惶不可终日。于是，张邦昌抬出了废后元祐太后垂帘听政，下诏令赵构继承帝位。靖康二年五月初一，赵构在南京应天府即带位，改年号为建炎，他就是宋高宗。从此开始了南宋时期。
出任东京留守 重建京师防务
高宗爬上皇帝宝座后，一心考虑如何确保帝位。他深恐徽、钦二帝返回，自己的帝位得而复失，决意向金朝统治者妥协退让，以求苟安于东南。他任用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操纵朝政，贯彻其意图。但为了对付混乱的局面，防备金兵再次南下，也不得不起用深军众望的主战派首领李纲为宰相，“以收人心”，稳定政局。
在高宗的支持下，黄潜善、汪怕彦加紧割地求和、避敌东南的妥协投降活动，不断派使者前往金国，以探望、迎请二帝为名，试探投降条件。甚至叫张邦昌致书金帅，表达“愿以黄河为界，割让两河之地”的意向。为了表示诚意，禁止把高宗即位的敕文下达两河各地。黄、汪深恐宗泽被任职朝廷，割地求和会毁于一旦，暗中唆使高宗将他调任襄阳知府。
建炎元年（1127）六月一日，宗泽进京晋见。此前，宗泽在《贺康王即位表》中就提出，希望高宗担负起“嘉靖中兴之事，戡除外侮之凶残”的重任。宗泽这次进京后，所见所闻与自己的意愿完全相反，割地求和的气氛笼罩着整个朝廷，自己竟被安置到后方的襄阳。于是，他接连给高宗上了《条画四事札子》、《乞毋割地与金人疏》。前者着重批评高宗用人不当，赏罚不公，这里显然是指责用黄潜善、汪伯彦主持朝政不当，也包括对自己的安排不妥；后者猛烈抨击割地求和的主张，指出“为是说者，不忠不孝之甚也”。高宗也感到将战功卓著的老将置于后方难以自圆其说，便改任宗泽为青州知府。李纲也是六月一日到达南京的，他主张坚决抗金，对汉奸卖国贼深恶痛绝。他一见高宗就表示：“陛下必欲用邦昌，第罢臣勿以为相”。迫使高宗将张邦昌降职，最后予以“赐死”。李纲、宗泽旗帜鲜明的反对妥协投降，有力地打击了主和派的嚣张气焰。接着，李纲积极部署两河的抗金工作。宗泽感到青州并非抗金的冲要之地，难以实现自己抗金卫国的抱负，便上书李纲，表达自己抗金的决心，反映了河东各界盼望收复失地的强烈要求。李纲非常敬重这位老帅，视为是自己最可信赖的战友。当时开封尹、东京留守相继出缺，就极力推荐由宗泽出任。高宗接受李纲的建议，先任命宗泽为开封尹，不久又加职延康殿学士、迁东京留守兼开封府尹。李纲还派遣主战官员张所为河北西路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主持河北、河东的抗金事宜，加强了抗金第一线的领导。
宗泽受任开封尹后，对前景充满信心，立即走马上任，正如他在途中所作《雨晴度关》诗中所写的：
燕北静胡尘，河南濯我兵。
风云朝会合，天地昼清明。
认为只要训练好军队，会集各方面力量，必能打败金兵，恢复昔日开封的和平繁荣景象。
六月十七日，宗泽到达开封。面对残破不全的开封城和混乱不堪的社会秩序，他首先从安定民心、解决民生问题入手。下令逮捕了一批勾结金兵、为虎作伥者，就地正法，以清除金兵的内应；同时在全城张贴告示，严禁盗窃，犯者不论赃物多少，一律按军法处置。于是，“豪强退缩，盗贼屏窜”，迅速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秩序。鉴于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人民的生活，他密令衙内厨子和监库使臣，买来米、面制成笼饼和酒，核计成本，发现笼饼只有市价的三分之一，酒只有市价的十分之一。他传唤一个作坊饼师审讯，并以“哄抬物价罪”斩首示众，杀一儆百，从而煞住了哄抬物价的歪风。他深知物价暴涨源于货物缺乏、要稳定物价必须开辟货源。于是发动群众疏通汴河、五丈河，“泛应纲运”，使各地货物源源不断运到开封。他还恢复了“税盐制”，允许百姓贩盐，盐价随之下降。由于宗泽理财有方，开封很快重现了货物充盈、物价平稳、人心安定的繁荣景象。在驻军中也积储有半年的粮草，为抗金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金兵占领期间，开封城的防御设施被破坏殆尽。金兵撤离开封后，仍屯留在黄河北岸，距开封不足200里，鼓角之声朝夕相闻，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战事。整军布防是面临的最急切任务。宗泽大力修复楼橹，开浚壕河，修造守御之具，把分散在开封内外的宋军组织起来，按城的四壁分为四区，各置统领为守御使臣，选派四位“有谋略勇敢之士”分任四区提领，规定各区的防守范围和职责，把召募来的义兵，分隶各区统领管辖，与正规军协同作战。为了对付金国的骑兵，宗泽汲取他人的经验，制造了“决胜战车”1200辆。每辆战车就是一个独立的战斗单位。“每辆用五十五人，一卒使车，八人推车二人扶轮，六人执牌辅车，二十人执长枪随牌辅车，十有八人执神臂弓弩，随枪射远。”每10辆战车为一队，共120队。宗泽派两位将领担任指挥和操练。每日操演“回旋曲折之阵”，协同步兵作战。宗泽在加强城防建设的同时，还极力扩大防守范围。在城郊选险要之处，建立了24座坚固的壁垒，派兵数万驻防；沿黄河修筑纵横相联的“连珠寨”，分兵把守；同时把开封府濒河72里，平摊给府属16县负责守卫，令挖掘深阔各丈余的壕沟，沟南密植鹿砦等，以防金国骑兵的冲击。这样，从开封城至黄河南岸建起了纵深的防御体系，这是开封有宋以来的最强固的防御设施。
当开封被金兵围困时，各地勤王军纷纷前来救援。南宋王朝建立后，当权的主和派却歧视他们，“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尝有所犒赏，未尝有所帮助，饥饿流离，困厄道路”，不少散落在开封一带。宗泽认为他们都是忠义之士，尽力予以帮助，号召他们团结抗金。于是，这些勤王军很快聚集到宗泽的周围，听从号令，成为守卫开封的重要力量。
九月初，宗泽获悉金兵在真定一带调兵遣将，蠢蠢欲动。他渡过黄河，前往视察河北各地驻军，约集河西忠义统制共商对策；同时致函河北西路招抚使张所，邀他出兵配合。早在八月间，主和派为了打击以李纲为首的主战派，极力低毁招抚、经制两司的设立，猛烈攻击张所、傅亮。李纲上疏为张、傅辩解，高宗置之不理，李纲仅做了75天宰相就被迫辞职。朝廷接着下令免去张所的河北西路招抚使职务。正在部署战斗的张所，突然接到免职谕令，因而不能领兵出战。其部将都统制王彦决心按张所的部署，率军渡过黄河，袭取卫州新乡。金帅以为宋朝派大军进击，急忙调集数万金兵围攻王彦部。王彦战败后，退守共城西山，吸纳两河忠义民兵，组成名闻遐迩的“八字军”。宗泽感到王彦部孤处敌后，有被歼灭的危险，函约王彦到开封共商，建议他移师黄河南岸，以壮宋军声威。王彦接受宗泽的建议，移师黄河南岸，拱卫开封。
宗泽对直属部队、友军和义兵一视同仁，有功必赏，有才必举。他十分赞赏王彦的爱国热情和军事才能，认为是不可多得的将村，上疏举荐王彦出任河东、河北制置一使。宗泽尤其重视人才的发掘和培养，对岳飞的爱护、教育和提拔，就是典型的一例。宗泽知道岳飞其人，是在任副元帅期间。当时岳飞是宗泽属下刘浩部的小军官。在开德一带战斗中，岳飞机智英勇，屡建奇功。战后，宗泽亲自召见岳飞，亲切地对他说：“你智勇才艺，古良将不能过，然好野战，非万全之计。”随手送岳飞一张阵图。岳飞回答：“古今异宜，夷险异地，岂可按一定之图？”宗泽反问：“如你所言，阵法不足用耶？”岳飞回答：“阵而后战，兵法之常，然势有不可拘者，且运用之妙，存乎于心。”宗泽沉思一下后说：“你说得对。”宗泽的谆谆教导和虚怀若谷的态度，岳飞既感激又钦佩，从此视宗泽为恩师。后来刘浩部拨归黄潜善管辖，岳飞随部队到南京。岳飞见主和派力主南迁，便上书高宗，抨击避敌苟安思想，结果遭“夺官归田”的处分。岳飞并不因此动摇自己的抗金决心，北上投奔河北西路招抚使张所。张所破格提升岳飞为中军统领，拨归都统制王彦作偏裨将。岳飞随王彦渡河进袭金兵，战败后王彦退守共城西山，岳飞不赞同王彦的战略部署，就离军而去。后虽有悔悟，又恐王彦不接纳，于是投奔宗泽。岳飞刚到开封，尚未见到宗泽就被有关部门拘押，按军法判处斩决。宗泽得知后，心想岳飞固然有罪，但现在国事艰难，正是用人之际，为什么不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呢？他驰往刑场，见被捆绑着的岳飞神态安详，不竟赞叹道：“此将材也。”下令松绑，留军中听候发落。不久，金兵进犯把水关，宗泽委岳飞为踏白使，拨给五百骑兵，前往迎敌，并叮嘱道：“吾释汝罪，今为我立功。”岳飞不负宗泽所望，大败金兵凯旋而归。宗泽论功行赏，提升岳飞为统制，参与军事机要。岳飞从此开始崭露头角。
在宗泽领导和主持下的开封，建成了纵深的防御体系，聚集了强大的抗金武装，并在战斗中选拔了一批智勇双全的将领，成为抗击金兵南侵的中流砥柱。
拘押金使 保卫开封
伪楚政权的瓦解，意味着金朝统治者扶植其走狗统治黄河以南地区计划的破产。于是，他们派遣使者，以出使伪楚为名，一面进行诱降活动，一面窥探南宋的动向和开封的虚实，为武装进攻作准备。
宗泽到开封不久，就有金国牛太监等八人来到开封。宗泽发觉后，认为在宋、金对峙的情况下，他们来开封公有图谋，建议东京留守范讷将他们扣押拘监。范讷接受宗泽的意见，拘押金使，并上奏朝廷请示处置办法。主和派认为拘押金使，必将激怒金国统治者，惶恐不安，急忙下令将金使“迁置别馆，优加待遇”。这时宗泽已接替范讷任东京留守，对朝廷如此处置十分反感，给高宗上了《奏乞依旧拘留敌使疏》，认为这样做是张皇敌势，有损国威，表示“不敢奉诏以彰国弱”，责问“不知二三大臣何为于贼虏清款如是之厚，而与我国家大计如是之薄！”宣称：“陛下果以臣言为非，愿尽赐褫削，投之瘴烟远恶之地，以快奸邪贼臣之心。”高宗对宗泽坚决抵制诏令极为不满，就亲手下诏，施加压力，说什么：“拘留金使未达朕心，宜迁置别馆，优加待遇。朕之待卿尽矣，卿宜体此。”在封建时代，作为巨子是无法对抗王命的，宗泽只得遵旨将金使迁置别馆，实际上仍加以软禁。
主和派黄潜善、汪伯彦等，看到拘押金使一事触怒了高宗，认为打倒宗泽的机会来了，对宗泽进行百般攻击，指责他专断妄行，目无皇上，对抗圣旨，破坏邦交，提出将他撤职查办。在一片罢逐宗泽的喧嚷中，富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尚书左丞许景衡挺身而出，上书高宗，声明自己虽不识宗泽，但近闻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尹，其“威名政术，卓然过人”，“又方修守御之备，历历可观”。今为拘押金使一事，将他撤职查办，未兔太过分了。接着提出“若罢逐宗泽，则当别选留守，不识今之官员其威名政绩有超过宗泽者乎？若有其人，则除受交割尚费日月，兵民亦未信服，防秋是时，计将奈何？”这一连串问题击中了高宗的要害。如果将把守北大门开封的宗泽撤职查办，万一金兵南下，如何抵御？高宗不能不考虑此举可能带来的后果，几经踌躇，只得把罢逐宗泽之议压下。
金国见诱降受阻，决意付诸武力。同年十二月，金兵分三路：讹里朵、兀术（宗弼）率东路军攻山东，娄室率西路军攻陕西，粘罕（宗翰）率中路军攻河南，来势汹汹，企图一举摧毁南宋王朝。
开封是金兵进攻的重点。同月，粘罕率领金兵主力向河南推进，兀术也率领部分东路金兵指向开封，配合粘罕的攻势。面对金兵的进攻，将领们有的主张集沿河各州县的宋军，“并兵力战”；有的主张断河梁，“坚守自固”。宗泽笑道：“去年京城陷落，正由于此，难道可以沿袭吗？”“戒诸将不得轻动，极力保护河梁”。宗泽派统制刘衍、刘达，各带兵2万，战车200辆，分头驰援郑州和滑州，以分金兵东西夹击之势，然后集中兵力，等待时机，寻找突破点，痛歼来犯之敌，然后渡过黄河，切断滞留黄河南岸金兵的退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兀术率领的东路金兵被拒于滑州城下，又得不到粮草补充，不得不退往山东。越过黄河从北面佯攻的金兵，闻讯后，恐被宗泽切断退路，连夜逃回河北。粘罕见夹攻计划彻底破产，只得放弃原来的打算，率领中路金兵的主力转掠西京（河南洛阳）。金兵第一次对开封的攻势，就被宗泽轻而易举的瓦解了。
建炎二年（1128）正月，在春节元宵期间，粘罕以为宋军无备，从郑州方向进袭开封。宗泽在开封近郊设伏以待，派刘衍率部在郑、滑间伺机而动。宗泽为了诱敌深入，特张榜公告全城：元宵节张灯5天，暂时解除宵禁。在这几天里，开封城内张灯结彩，车来人往，异常热闹。金兵游骑窜到开封城下窥探，回去后报告所见的情景。金帅自以为得计，气焰更加嚣张，率军长驱直入，抵达距开封城仅三四十里的白沙镇。宗泽属下闻讯后，急忙向宗泽报告。这时，宗泽正与宾客下围棋，谈笑风生，对金兵到达白沙镇似乎充耳不闻。将士们只得自动拉起吊桥，关闭城门，登城守御。宗泽得知后，召集将领，对他们说：“何事要如此慌张！”下令将士们解甲归寨。正当开封百姓欢度元宵节时，金兵大队人马悄悄到达开封城西七里的板桥，完全进入宗泽部署的伏击圈。这时，刘衍率军向金兵发起猛攻，埋伏的宋军同时出击，四面包围，左右夹击，金兵溃不成军，宋军乘胜追击，收复了延津、胙城。河阴等地，一直追到滑州。滑州之西30里，有一个金兵的营寨，是金兵军需的重要供给地。刘衍分兵连夜进袭，一举攻破，缴获了大量的辎重和粮草。
粘罕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二月初，调集军队，又从郑州方向再次进犯开封。宗泽派统制李景良、阎中立及统领郭俊民领兵万余，前往郑州迎敌。他们在途中和金兵遭遇，由于李景良等轻敌大意，仓促应战，阎中立战死，郭俊民投降金兵，李景良战败后弃军而逃。败讯传来，宗泽震怒，下令将李景良追捕归案，怒斥道：“胜负兵家之常，不胜罪可恕，私逃是无主也。”按军法处以斩决。几天后，郭俊民和金将史官人等奉金帅之命，前来诱降，在八角镇为都巡检了进擒获，押进开封城。宗泽见郭俊民竟敢为敌人做说客，大怒道：“今你全躯苟活，反为敌人持书相诱，有何面目见人乎？”下令将他推出斩首。对史官人说：“你们不敢正面与我们交锋，却以儿女语来胁迫我，你以为我是可以利诱的吗？”亦命斩之。对他们的随从则说：“你们本是宋人，被胁迫而来，并非自愿。”给以衣食，将他们释放。
粘罕的诱降活动失败后，趁刘衍率部回开封休整之时，二月中旬又向滑州发动进攻。宗泽说：“滑当冲要必争之地，有变则京师不可守。”准备亲自率军迎战。这时，右武大夫、果州防御使张撝挺身而出，坚决要求代替宗泽领兵杀敌，保卫滑州。宗泽同意张撝的请求，选派精兵五千归他指挥，并嘱咐他：“若众寡不敌，毋轻战，以待援师。”张撝兼程赶到滑州。当时金兵十倍于宋军，张撝毫不气馁，带领士兵向敌人冲杀过去，战到傍晚，杀伤相当。宗泽考虑到滑州敌众我寡，又派统领王宣率骑兵五千驰援，并告诫王宣：“敌惟持众，当设奇以取胜。”当王宣到达滑州时，张撝已英勇战死。王宣率部与金兵继续战斗，迫使金兵退到黄河岸边。王宣估计金兵会趁夜渡河逃遁，便收兵以待。果然，金兵趁夜渡河，王宣率部待其半渡猛击之，大败金兵，彻底粉碎了金兵对滑州的进犯。宗泽见王宣机智勇敢，令王宣知滑州，以防金兵卷土重来。宗泽又命王宣将张撝的遗体运回开封，在佛寺为张撝隆重祭奠，亲自为之披麻守灵，并上奏朝廷请求厚恤张撝的家属。同时派遣属下官吏，去其他阵亡将士家中慰问和抚恤。宗泽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广大将士，都说：“死亦荣矣！”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斗志。
面对金兵气势汹汹的大举进攻，宗泽敏锐地洞察金兵的战略部署。根据敌我情况，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一再挫败金兵的攻势。尤其滑州之战后，金兵退往黄河北岸，从此不敢向开封发动大规模进攻。开封成了金兵难以逾越的屏障，确保了南宋王朝的安全。在开封保卫战中，充分展现了宗泽高超的军事韬略和指挥才能。从此，宗泽的威名远扬，当时金人提及宗泽，都以敬畏的心情称他为“宗爷爷”。
联络两河义兵 形成百万大军
宗泽历来关心民生疾苦，注意民心向背，他从广大群众风起云涌的抗金斗争中，看到群众中蕴藏着巨大的抗金力量。宗泽被派往磁州时，就是凭藉对广大人民的信赖，勇敢地奔赴抗金第一线，组织群众抗金，取得了辉煌的战果。宗泽出任东京留守兼开封尹后，目睹“河东、河西、河北、京东、京西之民，咸怀冤负痛，感慨激切，想其慷慨之气，直欲吞此贼虏”，他们纷纷自动组织起来抗金。尽管这些群众武装的渊源和构成各不相同，有抗金自卫武装，有农民起义军，有散兵游勇，有“盗窃集团”，但在民族矛盾成为主要社会矛盾的情况下，他们都有抗金的要求。宗泽深信只要举起抗金大旗，晓之以理，待之以诚，齐之以法，一定可以把他们联合起来，共同抗金。开封保卫战胜利之后，宗泽成了众望所归的人物，各地纷纷派人前来开封联系。宗泽在奏疏里说：“河东、河北山寨义民，数遣人至臣处，乞出给榜旗，引领举通，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协心，扫荡番寇。”宗泽越来越感到联络两河义兵的必要性及其深远意义。
可是，高宗即使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也没有改变对群众武装的猜忌。他一爬上皇帝宝座，就下令“溃兵、群盗”自新。所谓“溃兵”，是一些被金兵击溃的勤王军。至于群盗，大多是在抗金中涌现的群众武装。高宗力图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下，或加以解散。但是，在两河地区的各色各样的群众武装，是在特定抗金环境中的产物，绝不是一纸诏谕能阻止和消灭的。主和派对勤王军和义兵的歧视，反而加速他们团结到宗泽的周围。于是，主和派把矛头指向宗泽，下令“不得擅自支取”军用物资，防止宗泽用来武装群众；责问宗泽“所召募之人系何等色额”，指责宗泽所召士兵不符合朝廷的规定；而后竟举起“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的大棒，企图以“聚寇”的罪名加害宗泽。宗泽上疏—一予以驳斥，尤其对“聚寇”之说进行猛烈抨击。指出：
令河东、河西不随顺番贼，虽强为剃头辫发，而自保山寨者不知其几千万人。诸处节义大夫不顾其身，而自黥其面为争先救驾者，又不知几万数也。今陛下以勤王者为盗贼，则保山寨与自黥面者岂不失其心耶？此语一出，自今而后，恐不复肯为勤工者矣。
宗泽分析了“聚寇”之说的荒谬及其危害后，严肃向高宗提出：“黜代言之臣，别降罪己之诏”，以挽回其恶劣影响。
宗泽在行动上更坚决予以抵制。他加速联络两河义兵，有时还亲自出马，去做动员说服工作。
王善拥兵号称70万，战马万匹，是当时的一支最强大的义兵。他们活跃在濮州一带，并打算进占开封。宗泽获悉后，不顾部下的劝阻，单骑前往王善军营，一见王善就拉着他的手，仰天号泣曰：“朝廷当危难时，无一人出为时用，使当时有如公辈，岂复有今日之患。”王善见鬓发皆白的老帅单骑前来相邀，言词恳切，感动万分，热泪盈眶，回答说：“敢不效力。”王善到开封晋见时，要求带一部分全副武装的义兵同来，宗泽毫不犹豫的批以“从便”两字。三天后，王善带领全部人马到开封投奔宗泽，其中披甲的仅五百骑。宗泽在留守司衙门宴请王善，并告诉他授以节使。席终，王善请宗泽去义兵营寨检阅，宗泽慨然接受，前往慰劳义兵将士，“第赏有差”。宗泽的爱国热情，宽广胸怀，真心诚意对待义兵，以及礼贤下士的态度，深深感动了王善及其将士，他们愿意听从宗泽的号令，积极投入抗金斗争，为保卫开封作出了巨大贡献。
丁进过去是“巨寇”，应召率部来开封参见宗泽。宗泽的僚属怀疑他并非真心，打算暗中派甲士保护宗泽。宗泽不以为然，对僚属们说：“正当披心腹待之，虽木石可使感动，况人乎？”坦然接见了进，待之如老部下，亲切交谈，关怀备至。隔天，宗泽又应丁进之请，亲去丁进军营犒军。丁进见宗泽对自己如此信任，更坚定了追随宗泽抗金的决心。此后丁进部下有阴谋作乱者，丁进都亲自严加处理；坚决维护抗金的团结。
在宗泽的感召下，王再兴率义兵5万，李贵率义兵2万，杨进率义兵30万，纷纷投奔宗泽，并把各自的队伍拉到开封一带，协同守卫开封。
各义兵组建的原因并不相同，构成的人员也不一样，其组织纪律性也大有差异，有的以往确有扰民之事，宗泽适时给以教育和引导。如他约见各义兵首领时，严肃而恳切的向他们指出：“军中老弱妇女，久被驱掳，吾不忍其无辜，宜尽释之。”义兵首领们遵命各自回营查处，立即把掳掠来的上万名妇女全部释放。又如义兵首领杨进和王大郎争强好胜，一天竟各带部众千余人，在天津桥对峙，准备比个高低。宗泽得知后，立即写了张条子谕令他们：“为国之心固如是耶？当战阵立功时胜负自见。”杨、王接读后，深感自己不顾大局，为个人意气而争斗，辜负了宗泽的厚望，惭愧不已，立即带领各自的部众回营。宗泽善于抓住问题的实质和关键，做好义兵首领们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克服地域和派别观念以及自由散漫、逞强好斗的江湖习气，提高团结抗金的认识。义兵的思想觉悟提高了，组织纪律性加强了，其战斗力也随之提高。
宗泽治军严明，赏罚公正，对正规军和义兵一视同仁，绝不偏袒。英勇战斗的义兵将领得胜或负伤归来，宗泽同样亲自去祝贺和安抚。如马皋，是义兵首领丁进的副手，每次与金兵战斗，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有一次，马皋在战斗中负伤归来，宗泽得讯后，亲往慰问并嘉奖其战功。恰巧这时送来前线告急的报告，宗泽问马皋：“派谁去合适？”马皋慨然日：“非皋不可。”便裹伤出战，大败金兵，并擒获一个金兵将领。但对违犯军纪者，虽义兵首领也决不宽容。如义兵首领赵海，原是“贼之雄者”，投奔宗泽后，本性不改，在板桥设卡勒索过往行人，并残杀太尉闾勍的8个侍从。宗泽接到报告后，立即召赵海去开封。赵海带领500甲士同来，企图顽抗。宗泽问明情况后，认为赵海所部胡作非为，其责任在主将，下令将赵海系狱，第二天斩首示众；对赵海部众则不追究责任，令次将“领众还营”，并告诫他们要爱护士卒。由于宗泽处事公正严明，赵海的部众也心悦诚服接受宗泽的处置。
在宗泽的领导、教育和帮助下，各义兵很快克服了各自的弱点和不足，形成一支纪律严明，步调一致的百余万大军，成为抗金的主力军。
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
面对金兵的大举入侵，宋王朝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宗泽以高度爱国热情，怀着救国救民的强烈愿望，坚决投入抗金斗争。在抗金期间，宗泽先后任磁州知府和东京留守，处于抗金第一线的领导岗位上，对金兵的暴行越来越清楚。金兵到处“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女，焚毁仓屋产业”，对社会是一场大破坏，各地出现了赤地千里、浩无人烟的悲惨景象。在被占领的宋朝地区，更强令宋人“髡头绞发”、“剃发易服”，实行民族迫害。随着金王朝的疯狂扩张，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宗泽认识到，抗金斗争是一场反掠夺、反奴役的正义斗争，并洞察在金国统治区的民族矛盾也急剧上升。原辽国的居民，除契丹人外，主要是汉人，即所谓“汉儿”。他们“被金人杀掳，忿怨不止，止缘势弱，未由报冤”，只要有一点星火，就可以燃起抗金的燎原之势。貌似强大的金兵，其实是裹胁被占领区的各族人民组成的，南下侵宋的金兵，大多就是原辽国的降兵降将。金国统治者将其军队按民族划分为五等，实行民族歧视政策，在军队中同样存在着尖锐的民族矛盾。探报报告，侵占宋国各州县的金兵，每处金人不过数百，“余皆胁从，令衣塞服，此辈日望王师来。”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不仅必要，也完全可能。宗泽把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视为北伐的必要准备，夺取抗金斗争彻底胜利的重要条件。
如何开展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的工作？宗泽首先从策动金兵中原辽国降将入手。王策就是其中之一。金帅对王策很信任，经常派他带领千余骑兵往来黄河两岸，措置边事。宗泽密令统制王师正设法将他擒获，解送开封。王策自以为被俘后必死无疑，想不到宗泽亲释其缚，待以酒食，并耐心地开导说：“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国，今女真辱吾主，又灭尔国，义当协谋，以刷君父之耻，汝何不悟？”王策听了十分感动，哭泣道：“蒙再生之恩，且闻公之意，使策晓悟，敢不尽死节以报！”于是，把金兵在黄河一线的布防情况，—一向宗泽禀报，为宗泽制订北伐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策反王策成功，宗泽进一步看到了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的可能性和迫切性，并进行了全面部署。宗泽亲自撰写了《散示陷没州县榜文》、《散给被掳民人公据》、《散给契丹汉儿公据》，上奏朝廷，提出了开展这方面工作的建议。接着，宗泽将《散示陷没州县榜文》，在金兵占领的州县广为张贴，号召他们“回戈掩杀贼人，永为我宋太平赤子”；把《散给被掳民人公据》散发给被金兵所掳之人，认为他们“多是我国良民”，叫他们收存《公据》，待“大军到日执呈，免致误被杀戮”。同时加紧对金兵中原辽国降兵降将的策反工作。每当俘获金兵中原辽国降兵降将，宗泽常常亲自接见，向他们宣传共同抗金的道理，并由“契丹”、“汉儿”陪同，一道做他们的工作，然后发给资粮，予以释放，并令各持《散给契丹汉儿公据》数百份，回到原辽国地区散发。《公据》云：
契丹、汉儿自与我宋盟约几百年，实兄弟之国。顷缘权臣奸议，遂结金人坏乱耶律天祚之后。今将欲发大兵过河尽行剿除，又恐仓卒之际，不暇辨理，枉有杀戮。已约大军期应契丹、汉儿，特给公据，仰各收执，以为信验。
当时“契丹”、“汉儿”既不满金王朝的残暴统治，又害怕宋军不分青红皂白地杀伐，处于苦恼彷徨之中。他们得到《公据》，解除了后顾之忧，就坚定地站到宋军一边，准备迎接宋军的北伐。原辽国地区有些人，还冒着风险，越过金兵的封锁线，前来领取《公据》，并说：“契丹、汉儿皆愿得公据，以俟王师”。
宗泽认为国内各族建立的政权，都是“唇齿之邦，兄弟之国”，这是他联合被奴役各族共同抗金的思想基础，也是他追求的目的。当时辽王朝已被金王朝所取代，抗金斗争取得胜利后，对原来以契丹族为主体的这个政权如何处置？宗泽主张各复其国，“约为与国”。他以孔子的“兴灭继绝”之说为依据，向高宗一再建议，派使臣去原辽国地区，“声言立契丹天祥之后，讲寻旧好。且兴灭继绝，是王政之所先，以归天下心也”。“兴灭继绝”一语，出自《论语》，指的兴复被灭亡的诸侯国，延续已绝嗣的后代。宗泽将它用来处理国内各族及其政权间的关系，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飞跃。如果宗泽的理想得以实现，国内各族及其政权之间，建立起和平相处、共同发展的新关系，必将为中国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
由于主和派的极力阻挠和破坏，宗泽的北伐计划未能付之实施，他提出的国内各族及其政权间和平相处的理想更难以实现，但这种思想见解代表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反映中华民族的发展趋势，不愧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乞请回銮 力主北伐
宗泽出任开封尹、东京留守期间，从建炎元年七月至二年五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前后奏请为回銮而发者二十有四”，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十四《乞回銮疏》。宗泽以乞请回銮为武器，批判主和派的妥协投降路线，力图把高宗推上抗金道路。在这些奏疏中，同时集中反映了宗泽的抗金思想及其战略部署。
南宋王朝建立后，建都何处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斗争的焦点。黄潜善、汪伯彦一开始就向高宗建议，“先幸扬州以避敌”，高宗表示赞同，避敌东南成了主和派的基本方针。当主和派尚在酝酿时，就遭到主战派的激烈反对，李纲更以“去就争之”。六月中旬宗泽到达开封后，看到开封人心向宋，社会各界都盼望高宗回归京师，七月便两上《乞回銮疏》，呼吁高宗要“顺将士，顺商旅，顺农民，顺士大夫怀忠义者”的要求，回銮京师，指出“不欲陛下归京师者，不过如张邦昌等奸邪辈，阴与贼虏为地耳”。主和派反对回銮，为的是便于向金人割地求和。在主战派的激烈反对下，主和派的避敌东南活动，由公开暂时转向幕后。
李纲罢相后，黄潜善、汪伯彦分居左、右相，独揽朝政，朝廷成为主和派的一统天下。他们横行无忌，加紧南迁步伐，派人营缮扬州、金陵，迎奉元祐太后、六宫后妃等去金陵，遣使去开封奉太庙木主赴扬州。宗泽闻讯后非常愤慨，认为此举关系到“天下治乱”和“王室安危”。虽明知自己势单力薄，仍奋起抗争，在九月一个月中，五上《乞回銮疏》，竭力劝阻高宗南巡。在这些奏疏中，首先强调指出开封在全国的重要地位，宋王朝二百年建都于此，又是宗庙社稷之所在，“且以中国之倚恃，实为两河之盛强”，是“诸夏之本根”。高宗不回归京师，等于放弃两河，放弃中原。如果“敌人乘之而纵横，则中国将何以制御？”宋王朝大一统基业必将毁于一旦。同时痛斥黄潜善、汪伯彦等是奸邪之辈，他们“皆无远识见，无公议论，偏颇回派，惟富贵是念，朝人一言，暮人一说，皆欲赞陛下南幸”。反复劝说高宗要以社稷为重，不要听信馋言，“迁幸大计不独谋之一二大臣，当与亿万之众同之”。宗泽的忠言直谏，丝毫没能改变高宗的态度。当南迁的准备工作完成后，高宗藉口“金人欲犯江、浙”，下诏宣称“暂驻淮甸，捍卫稍定，即还京阙”，并下令，“敢妄议摇动朝廷者，许人告”，予以严惩，以压制反对南迁的意见。十月一日，高宗以巡幸为名，从南京前往扬州。宗泽虽不相信高宗“即还京阙”的诺言，但仍一再上疏上表，敦促高宗及早回归京师，并说：想陛下“必不肯失信于天下”。
宗泽在粉碎金兵冬季大规模攻势之后，金兵被迫退守，形势对抗金有利，北伐时机已经成熟。建炎二年正月，宗泽再次上疏乞请高宗回銮北伐，并在该疏上表示，“臣若有毫发误国之计，臣有一子五孙，甘被诛戮，以谢天下”，不顾一切坚决与主和派抗争。同月又派遣属吏范世延赴扬州面陈，建议高宗“亲御六龙，直抵沙漠”，将金兵驱逐出境。宗泽的建议名正言顺，合情合理，高宗也难以公开反对，于是采取敷衍的态度，用晋爵、赏赐等手段进行安抚，心里对宗泽却越来越不满。主和派经过一番策划后，二月就抛出了两个诏谕：其一是指责宗泽联络和招募义兵，是“假勤王之名，公为聚寇之患”，以“聚寇”的罪名加害宗泽，并企图阻止宗泽领导的抗金力量的扩展；其二是调任宗泽为“尚书兵部郎中，进御镇江，为统领都统元帅”，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企图弃毁宗泽在开封组织起来的抗金力量。宗泽对朝廷的种种荒谬举措，坚决予以批判和抵制。他一面加紧联络义兵，积极开展对金兵中原辽国降兵降将的策反工作，想方设法在敌占领区散发《公据》，号召契丹、汉儿、宋人起来抗金；一面仍继续不断上疏乞请高宗回銮，从一月至五月，又连上了11封《乞回銮疏》，还派遣属吏范世延、呼延次升及其子宗颖三次赴扬州乞请，报告北伐准备工作的进展情况，并反复强调，“天下之事见机而为之，待时而措之，则事无不成”，希望高宗不要放过中兴大宋的大好时机。到了五月，北伐的筹划基本就绪。金兵的优势以骑兵见长，从历史经验和当时实际情况看，在炎热的夏天，骑兵“皆难于致用”，因此，宗泽提出了六月进兵渡河计划，盼望高宗回京主持北伐大计。
宗泽的北伐计划分军事和外交两大部分。在军事上：“遣王彦等自滑州渡河取怀、卫、浚、相等处；遣王再兴等自郑州直护西京陵寝；遣马扩等自大名取洺、赵、真定；杨进、王善、丁进、李贵等诸头项，各以所领之兵分路并进。既过河，则山寨忠义之民相应者不只百万，契丹、汉儿亦必同心歼殓金贼。”在外交上：“遣一使泛海道入高丽”，以“元丰惇好之旧”，约其出兵攻金；“遣官从间道趋河东，谕折氏（云中大族）修其旧职，以固吾圉。使三隆交攻金贼，令彼应敌不暇”；“北首燕路，访大辽子孙，兴灭继绝，约为与国”，联合辽国人民共同抗金。这个计划相当周密，也切实可行，如能付之实施，对金兵则形成合围之势，何患不能马到功成，一举夺取抗金斗争的彻底胜利。
然而，高宗对宗泽提出的北伐计划，置若罔闻，千方百计拒绝回銮京师。五月，谣传高宗弟弟信王赵榛将渡河入京师。高宗深恐他和宗泽结合起来，形成与自己对峙的又一个赵宋政权，急忙下诏宣布“联将还阙”。事后察觉这个信息不确实，“还阙”之事就再也不提了。但是，高宗对宗泽却越来越不放心，于是派遣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郭仲荀为东京副留守，就近监视宗泽，阻止六月进兵渡河计划的实施。
宗泽忠心耿耿效力宋王朝，却得不到高宗的理解和支持，反而“信而见疑，忠而见谤”，眼看自己弹心竭力筹划的六月进兵渡河计划已成泡影，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忧愤成疾，疽发于背。诸将前来探望，宗泽说：“我的病是由于不能北伐，积愤所致。你们如能继承我的志愿，我虽死无恨。”将领们都感动得流下眼泪，齐声道：“我们一定尽力报国。”诸将退出后，宗泽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不由吟起了杜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建炎二年（1128）七月十二日，宗泽在弥留之际，无一语及家事，唯念念不忘北伐，最后连呼三声“渡河！渡河！渡河！”怀着悲愤的心请与世长辞了，时年70岁。后来由儿子宗颖和爱将岳飞一起扶枢归镇江，与夫人合葬于京岘山上。
宗泽抗金救国的壮举充分体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他那各族人民和平相处的政治主张和联合一切抗金力量组成统一战线的所作所为，反映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必然趋势，说明了宗泽的爱国主义思想是建筑在心系整个中华民族的基础上的。
没有宗泽的磁州阻驾，就不可能有以后的宋高宗；没有宗泽坚守开封，南宋王朝就不可能存在。倘若宋高宗能采纳宗泽的二十四道《乞回銮疏》，亲临开封前线，稳定军心、民心，支持宗泽渡河北伐，就有望收复中原，实现全国统一。
宗泽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他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在国家、民族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感天动地，千古流芳。宗泽不愧为我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宗泽的逝世也成了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主和派乘机派遣其亲信爪牙杜充为东京留守，他尽反宗泽之所为，疯狂迫害义兵，极力破坏抗金队伍的团结。于是，金兵乘机南下，袭破扬州，穷追猛打，高宗如丧家之犬，经镇江、建康逃往杭州，又从杭州经越州、明州，浮海窜奔温州。这时幸有抗金事业的继承者爱国将领岳飞、韩世忠等奋起抵抗，才迫使金兵北撤，保住了半壁江山。从此，南宋王朝失去了统一全国的难得机遇，出现了宋、金200多年南北对峙的局面。历史演变的事实充分表明，宗泽坚决抗金的主张是正确的，其思想见解也越来越放射出灿烂的光辉。宗泽深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宋高宗赠宗泽“观文殿学士”、“通议大夫”，赐谥“忠简”。
宋嘉定十四年（1221），楼昉收集校刊了《宗忠简公奏疏集》，宗泽的遗文首次公诸于世。明、清时期，纪念宗泽形成高潮。开封、镇江、义乌等地，先后建了宗忠简公祠，祀奉宗泽，同时多方发掘宗泽的遗文，一再重编重刊《宗忠简公集》。世人对宗泽的评述和赞颂也越来越多。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朝居统治地位的满族贵族，与历史上的女真族虽系同宗，但也能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给宗泽以表彰。康熙帝驻节镇江时，特赐宗泽“忠荩永昭”的御匾。乾隆帝南巡时，阅读了宗泽的奏疏，爱不释手，挥笔写下了《读宗泽（忠简集）》一文，并勒碑于杭州西子湖畔，以昭示后人。碑文中写道：“……夫南渡去今六百余年，读其疏者，未尝不嘉其血诚，赏其卓识，叹其孤忠，欲为堕泪……”高度评价宗泽的历史功绩，下令修缮宗泽墓，并三次派遣官员前往镇江和义乌宗泽的墓、祠致祭，前去凭吊者更是络绎不绝。
宗泽墓1937年重修，墓前石碑坊横匾镌刻“民族之光”，柱刻“大宋濒危撑一柱，英雄垂死尚三呼”。1984年再次重修，墓前石柱背面刻联“颁表八百年前勋绩永昭明于日月，锡垂万千载后珠玑长炳耀乎乾坤”。闻名遐迩的中国小商品城所在地，宗泽家乡义乌也建造了宗泽路。
“但留英声与后世，永与日月争辉光”。宗泽的爱国主义精神永放光芒。
主要参考资料：
《宗泽全集》，黄碧华、徐和雍编校，华艺出版社1996年 10月版
《宋史》，〔元〕脱脱等著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南宋〕李心传著
《三朝北盟会编》，（南宋）徐梦莘著
(作者简介)黄碧华，女，浙江义乌人，1934年生。副教授，处级干部。1958的8年毕业于杭州大学历史系本科，曾在杭州大学人事处、学生处、党委组织部，杭州大学义乌分校等部门工作和任职，现已退休。有关宗泽的主要编著：编校出版了《宗泽全集》，发表有《宗泽家世故里考释》、《略论宗泽乞回銮表疏》、《宗泽诗赋述评》等论文。
（骆有云编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