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袆
冯春生
王袆(1322—1374)，字子充，号华川，义乌人，元末明初著名文史学家，《元史》总裁，洪武六年(1373)，为国家一统大业而捐躯云南。
受授师承
王袆祖父王炎泽，一生致力经籍。历任教谕及书院山长。人称“南棱先生”。王袆父亲王良玉，曾为婺州路儒学训导，生三子：王裕、王袆、王补，王袆居中。宋濂在《送王子充字序》中说，“袆”，就是古时候的“蔽膝”，即围裙。取名为袆是为了存古之道。
元至治二年(1322)十一月十七日，王袆出生于义乌县城西北隅。幼童时曾受祖父教诲。王良玉居家教授时，弟子盈门，不下百人，王袆也身居其中。有一天，浦江柳贯来到教馆，拜访王良玉。他环视教馆莘莘学子，独钟王袆。他对王良玉说：“佳儿现已脱颖而出，他日必宏图大展。”柳贯是元代文学名家，知王袆孺子可教，有意将他召至门下。王袆于是受业于柳贯之门，亲承教诲。
王袆年岁渐长，学识渐丰，不满足为登科而谋，而有志于古学。此时柳贯年近古稀，身心渐衰，没有余力再授生徒。于是，王袆又师从本县黄溍。黄溍是一代名儒，卓然大家。他披阅王袆所作之文，见思路开阔，论理有据，文辞隽永，可读可诵，欣喜不已，钟爱异常。于是，竭肺露腑，悉心教授，视为得意门生。有人对黄溍说：“你满门弟子，何以独向王袆一人，未免偏心。”黄溍说：“在我门下，均为弟子，有教无类，一视同仁。并非我有何秘方密诀，私授王君一人，实是其本身资质勤奋所定。假如天生愚笨，又不用功，纵然我时时耳提面命，也是枉然。”王袆在黄溍之门，孜孜不倦，学识大增，崭然出于同列之右。
王袆年届弱冠，已经学识丰厚，才气充足，以文才雄于浙东。此时，黄溍以德高望隆，文主天下所宗。海内求文者，接踵而至，不暇应接。然年事已高，倦于持笔。因此，就令高足王袆代撰。王袆遵从师嘱，撰就文章，呈送其师审察。黄溍阅毕，称善不已，欣然而赞：“无以复加，王君至也!”以后黄溍索性将自已的图印也交给王袆，并对他说：“我已年迈，力不从心。今将图印，授于我君，日后如有索文，由君代行，成文不必再呈。”
黄溍觉得不能将王袆与一般弟子同等相看，后来跟王袆交往都不以师自居，而以同道相待。书信来往，则以先生相称。此后，人们都知道王袆受师命所嘱，代为撰文，凡有求于黄溍的，就都直接找王袆，一得王袆所撰，莫不欣喜，视如珍稀。王袆文名益发远扬，与同门弟子宋濂齐名。
北上大都
元至正八年(1348)，王袆目睹当时国政弊败，民生衰微，忧国忧民之心油然而生。他写了一篇文章，纵论天下事势，文中对朝廷的选将、择相、建官、治民、取士、用兵等诸方面如何变革，均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文章洋洋洒洒，长达七八千言。王袆北上京城大都(今北京)，上呈朝廷。
王袆所呈之文，对弊政陋习，一一抨击；于救治之法，一一列示；既锋芒毕露，又言辞恳切。但当朝者嫌其切直，忌其才华，置之不理。王袆的呈文，如泥牛人海，音讯沓然。这以后，同在国史馆的危素等20余人由于看中王袆的才学，一起推荐王袆，让他到国史馆来，但无结果。张起岩等许多朝臣又向上推荐，同样没有结果。既然不被朝廷所用，王袆就在京都广交名士。公卿大夫中通晓文学者，见王袆年少才赡，都深为佩服。婺源人程文，平生清高不俗，精通文艺百家之书，时任礼部员外郎，年逾六旬，深孚众望，他读了王袆所作之文后，不禁拍案叫绝。认为王袆出于黄溍之门，“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当今之世，不可多得。当时以诗文擅名的宣城人贡师泰，时任吏部侍郎，已经年过半百，一见王袆就欣然相得，与其过往甚密，成为忘年交。
后来，黄溍受命编修《后妃功臣列传》，为总裁官。王袆就在史馆中，侍奉老师，白天共讨论，同执笔，晚上则联榻拥衾，相与探究史学精蕴。《列传》编就，需奉表以呈，黄溍依然嘱王袆代国史院撰写《进后妃功臣列传表》。《后妃功臣列传》成书，虽无王袆列名，但其以布衣身份，佐助老师，同为执笔。
王袆在京都两年，广交文人学士，游历名胜古迹，见闻益博，才思更雄，名播大都。时天下用兵，南北离乱，王袆感到“所学非世所宜用”，决定南归义乌老家，著书立说，以学问传世。
至正十年(1350)二月，王袆与绍兴人韩与玉离开大都，携手同归浙东家园。
隐居著述
王袆回到义乌以后，居家读书。至正十五年(1355)，元末兵事已起，为避战乱，遂迁居封县南十里的青岩博。
王袆的祖先，从十二世族祖王固开始，就以道学(理学)传家。到祖父王炎泽时又得朱熹的道学之传。朱熹在宋室南渡以后，与金华吕祖谦并起，均为大家。朱熹传至闽县黄干和义乌徐侨，黄干又传东阳许谦。徐侨则传本县叶由庚，叶由庚传至王炎泽，王炎泽传至黄溍，黄溍又传至宋濂、王袆。从徐侨、何基以后，朱子道学所传都是婺州人，堪称朱学之世。朱熹是一代宗师，承传其学，理所宜然。但吕祖谦为婺州本地人，传其学者却绝而无继，作为乡邦后人，王袆深觉于心不安，愧对往哲先贤。于是，居于青岩时，奋然继其遗绪。
吕祖谦撰有《大事记》，起始于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终止汉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吕祖谦原计划止于五代，但因发病而未竣。王袆继承吕祖谦的遗愿，从汉征和四年(公元前89)开始续编，到宋德祐二年(1276)止，修成《大事记续篇》100卷。
王袆居于青岩，于经史百家，无所不究，作了大量笔记。尔后又删其琐碎，存其大要，成《丛录》一书。该书论述《易》、《书》、《诗》、《礼》、《春秋》、《乐》的受授承继及诸子百家的渊源流注，内容详备而言简意赅，为学者所称道。
至正十八年(1358)，战事日益逼近婺州。王袆因所居青岩山，虽为乡下，但离县城不远。于是暂迁到祖居凤林乡(今毛店镇)，借居于族人家中，读书著述，依然不辍。此间撰成《卮言》一书，该书为语录式，每段少则三四十字，多则一二百字，寥寥数话，而对治国安邦、处身涉世无不钩玄提要，统括无遗。言之有物，持之有故，堪为至理名言。如其中一段写道：“千古在前，千古在后，吾身处其间，百年顷刻耳。奈何前承千古，后垂千古乎?亦曰：自致于不朽焉耳矣。不朽之道奈何?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王袆身体力行，在其52年的人生中，实践立言立功立德，可谓时时处处刻刻。
应征出山
至正十八年(1359)十二月，朱元璋率部攻克婺州(今金华)。
朱元璋莅婺以前，就已耳闻王袆之名。抵婺后不久就遣使到义乌征聘。朱元璋授王袆为中书分省掾吏，并说：“现在暂安排在省幕之中，用以储备人才，文书簿册，不用分劳。待还京后，当另有重任。”于是置为左右，谋论要事，商略机务。朱元璋对王袆极为遂意，以子充称之，并请王袆作四言诗以授太子。
待朱元璋离开婺州，将回应天府(今南京)时，欲让王袆同行随从。而王袆因父母双亲年届花甲，需要奉养而请留不住。当时胡大海以江南分中书省参知政事镇金华，素仰王袆的才气，就向朱元璋请求将王袆留在身边，得到朱元璋的谕允。
至正二十一年(1361)冬，朱元璋率军征讨江西，胡大海委派王袆到朱元璋处，禀报事宜。江西平定以后，王袆写了一篇《平江西颂》。朱元璋阅后大喜，对王袆说：“吾因知浙东有二儒，卿与宋濂耳，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二月，朱元璋召王袆人应天府，次年二月授江南儒学提举司校理。至正二十四年(1364)，王袆父亲去世，其不胜哀痛。按照当时礼制，儿子应该居家守孝一年。但朱元瘴刚称吴王，正需用人，因此不愿王袆远归义乌，而强留应天府守制。
至正二十五年(1365)五月，王袆服孝期满，授侍礼郎兼引进使。当时朱元璋创国之初，其中礼乐建制，多由王袆所为。这一年底，授起居注职。起居注的职务是记录皇帝的日常言行，属于皇帝身边的近臣。
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七月，江西平定，王袆被升为南康府同知。南康府位于南昌府与九江府之间，境内有庐山、鄱阳湖，并有名满海内的朱熹讲学处白鹿洞书院。堪称山水佳处，人文胜地。但因元朝末年的弊政所致，再加多年的兵事所扰，已是满目疮痍。“荆榛猛兽处，瓦砾悲虫吟。道院存古号，公庭蔽荒阴”。王袆以仁恕之心治民，以廉平之举理事，百姓顺服，诉讼降少，于是修公署，兴学校，重建六老堂，重造二贤祠，使累积数十年的凋弊得以复苏。朱元璋特授王袆黄金带以示表彰。
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六月，朱元璋准备正式当皇帝了。改朝换代，要有一整套的礼仪，而王袆精通此道。于是，朱元璋将王袆从南康召回应天府，参于制订即位的相关礼制。但这一次不知王袆发表了什么意见，惹恼了即将登基的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应天府登基，王袆则被谪贬到漳州府任通判。
王袆抵达漳州后，以治南康的方法治漳州。此地处于福建东南，“漳州南边郡，闽乡到此穷”，但穷归穷，风俗依然竞奢华、重排场。每逢时节，地方士人都要循例向官吏送礼，且礼物甚丰。王袆带头严拒。漳州地方产绣，而王袆则一袭素衣，不着绵绣，不尚奢华。在他的影响下，地方风俗也随之一变。
次年二月，王袆奉诏归京，任《元史》总裁官。漳州百姓依依不舍，道路为之堵塞。王袆一再谢免，但送行者依然跟进不止。王袆无奈，只得对送行者高声说：“有再进者，非吾民也。”这时送行的人又说“以前到此地来当官而有善政者，临走时，一定要请他留下一二件衣物，写上他的官衔与姓名，放在府署里面，以表遗爱。大人到此为官，刚满一年，就使此地积年的疮痍一一去除，善政颇多，因此敢请有所遗留。”王袆说：“感谢漳州父老对我的隆情厚意，为官的善与不善，全在百姓心里，留物于官舍，沽名钓誉，我不愿为。”
总裁《元史》
洪武元年(1368)，明军攻克大都，并改大都为北平府，宣告元朝灭亡。大将军徐达在占领大都后，得元《十三朝实录》，悉数运送南京，朱元璋即下令编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成立元史局于天界寺。以中书左丞相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袆为总裁，汪克宽、胡翰等16人为纂修，正式开始编纂。
宋濂、王袆主持元史局以《十三朝实录》、《皇朝经世大典》等历史文献作参考，从二月初一开始编纂，到八月十一日告一段落，成书除顺帝朝外的纪、志、表、传共159卷。由于元顺帝时，史官职务被废，没有实录灯证，因而缺乏顺帝一朝36年的史事材料，《元史》编篡无法继续。为此，朱元璋又命儒士欧阳佑等12人到北平及全国各地采集顺帝元统、至元、至正年间的遗事，以供元史局续编。
欧阳佑等人采撷返朝以后，在洪武三年(1370)二月初六，元史局重新开局，仍由宋濂、王袆任总裁。又命赵埙、朱右等14人为纂修。这一次编修到七月初一结束，续成纪、志、表、传共53卷。然后合前后二书，厘分附丽，为本纪47卷、志58卷、表8卷、列传97卷，计《元史》全书共210卷。
在中国历朝正史的编纂史上，编纂起始距前朝灭亡时间最短的是《元史》，仅隔半年左右。成书时间最快的也是《元史》，先后两次相加才331天。《元史》体例整齐，本纪仿《汉书》、《后汉书》，志仿《宋史》，表仿《辽史》、《金史》，列传则据历史而参酌变通。全书文字浅显，明白易懂。《元史》编纂，忠实依据元朝的国史，因此保存了大量的原始史料。
由于宋濂年事已高，在元史局中，具体事务多由王袆一身独肩。《元史》成书后，王袆不自以为功，而宋濂则屡次对他人说：“《元史》，王君一手笔也。”人们以王袆能者多劳而称其功，以宋袆扬人之善而颂其德，一时传为美谈。
洪武二年(1369)六月，《元史》第一次编修将竣，朱元璋授宋濂、王袆二人分别为翰林学士和翰林待制。王袆此时的职务除翰林待制外，还有承直郎、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
洪武三年(1370)三月，王袆又受诏任教大本堂，为太子授学。在这段时间里，王袆既要为编修《元史》而用心，又要为起草诏诰而措意，还要为教授太子而致力，身兼三职，不避劬劳，鞠躬尽瘁。编修《元史》，王袆力肩重任，自不待言。起草诏诰，王袆文才卓著，在所不辞。当时的大记，大多出于王袆手笔，如《封诸王诏》、《开科举诏》、《免租税诏》、《招谕扩廓帖木儿诏》、《诫谕中外百僚诏》等。这些诏令的发布对当时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王袆的文辞也进一步受到人们的推祟。王袆通经达理，学识渊博，开导训谕。教法严正，诸太子受益非浅。朱元璋深知王袆既有学问功底，又勤奋肯干，因而对王袆赐饮赐馔，时有所惠。
王袆为文，词畅意达，早负盛名。而此时身份不同，既为正史总裁，又为大诏手笔，求其文者接踵而至，但王袆却不肯轻易许人。如所求墓铭之类，不知其人所行所为，王袆决不阿谀乱书。当时，有一宰相为其亲人来求撰墓铭，王袆得知其人事迹无状可书后，坚决回绝。
王袆在朝廷中，以直道行事。与人交游，也处处显示出义乌人的耿直之气。遇权贵，不愿低头；遇知交，倾心相投。因此王袆的友人很多，同时忌恨他的人也不少，或忌他才，或嫉他直。此时，朝廷需派人出使吐蕃(今西藏)。朝中当政而与王袆相忤者，就乘机进谗，使远遣西行。
《元史》的续编工作刚刚结束，王袆就接到了出使吐蕃的使命。
洪武四年(1371)初春，王袆已过兰州，忽得返程诏令，一个新的更艰巨的任务又已在等着他。
殉国云南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接受明升的投降，消灭了大夏国，平定了四川以及现在属于贵州省遵义一带的地区，接着就谋划如何解决云南问题。
云南地处偏远，道路险阻，进兵困难。因此，朱元璋打算派使者谕降。当时正好北平俘获梁王把匝剌瓦尔密的一个使者，押送到南京，名叫苏成。朱元璋就决定派出使者，由苏成带路，前往云南招抚。
洪武五年(1372)正月初五，朱元璋下诏由时任翰林院待制的王袆持节出使云南。由于云南地区的历史、地理原因，此行凶多吉少。因此，在诏令下达之后，朝廷大臣多为王袆担忧，而王袆则义无反顾，昂然就道。
王袆自年初从京都南京出发，经过五个多月的长途跋涉，于六月到达云南昆明。
到达昆明的当天，王袆就面见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向他递交大明皇帝的的诏书。并对他说：“明朝大业，上符天命，下顺人心，各地都已归属。只有你们此地，处于西南边陲，声威不到，教化未及。因此皇帝特派我为使者，前来传谕，速奉云南版图，归于大明一统。”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一时不能觉悟，便安顿王袆暂时于馆舍住下。
过了几天，王袆又对梁王君臣说：“奉版图，归一统，使地方免受战火，使百姓免遭战乱，而你们则能身存名扬，高官厚禄。如此而为，既有功于国，又有德于地，既有利于民，又有益于己，宜速为之。”此时梁王似乎有所动心。
过了一段时间后，王袆再向梁王君臣劝谕说：“我奉命远道而来，并非为自身所谋，朝廷关念云南百万黎民，特令招抚。假若你们拒不服从诏令，自绝皇恩教化，朝廷必定讨伐。到时大兵压境，云南能不覆亡?”
梁王把匝剌瓦尔密自恃云南地势险要，城池坚固，不以为然，他说：“如果兵临城下，云南可以金鸡为城，滇泽为池。欲想攻克，谈何容易！”
王袆听后，哈哈大笑，对梁王说：“当初陈友谅占据荆湖，张士城占据吴会，陈友定占据闽关，明玉珍占据巴蜀。他们或以为有祟山峻岭，或以为有长江天堑，似乎固若金汤，而且兵强马壮，粮充草足，战将如云，谋土满庭。为何不能称雄天下，与天地同久，却在不到四五年的时间里，就一个个都丧命于刀剑之下了。你们的君主，逃到了北方，死于荒漠。而你们总兵扩阔帖木儿的部属，或逃窜，或投降，都已崩溃四散。”此时，满庭寂然，人们屏声静听。王袆继续说：“往事历历，具在可鉴。你们自己对照衡量一番，勇狠强悍不能与陈、张相比，地域兵将不能与中原相较，道德仁义不能与天朝相当，生死存亡不能与天命相抗，而想以区区一隅之地，逆天而行，背时而动，如此谋划，岂不大误!”言及到此，座中有声诺诺，点头称是。王袆乘势破竹，高声朗朗：“当今之势，唯有速奉版图，归于一统，才是明智之举，并是道义之行，也是唯一之路。不然皇上派遣一位将军，率领百万大兵，会战于昆明池，你们将同锅中之鱼，必定自取灭亡。”梁王与其属臣，听了王袆一番侃侃之言，相互对视，骇然而服，心有所动，萌生降明之意。
但把匝剌瓦尔密毕竟是忽必烈的嫡系后裔，当年忽必烈自北而南，取得大宋江山为一己天下。如今虽时移境迁，风光不在，可是要将云南地域，拱手相送，又未免于心不甘。同时又觉王袆所言理据充足，字字铿锵，事实诚然如此，难以回避。但事关国体所变，又不肯轻易允诺。或降或守，难以定夺。于是梁王设馆安顿王袆，厚礼相待。
王袆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只能再三以理相服，耐心等待梁王思想彻底转变。同时，王袆又尽量对梁王的属臣做工作，当时司徒达里麻，参政喻金闾、高抚慰等人都对王袆高尚的人品、渊博的学识深表钦佩，王袆则不失时机地对他们晓之以国家一统的大义。
在王袆屡次劝导下，梁王君臣降明之念渐次增强，但还处于犹豫不决之中。“北元”派了一位名叫脱脱的使者，来到云南，于是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
元顺帝妥欢帖睦尔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闰七月逃出大都后，死于应昌，其子即位。应昌被明军攻破后，奔走和林(今蒙古境内)，苟延残喘，但仍以“朝廷”自居，历史学家称之为“北元”。“北元”偏处荒漠一隅，只有遥属的云南尚称相对富庶地区，因此派使者前来征粮饷，同时也打算与云南联手，抗拒明朝大军的进攻。
梁王明白，必须对脱脱封锁明朝使者王袆已在昆明的消息，不然，自己将会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于是，把王袆的居住地从报国寺，移至民间春登杨氏家。常言道，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脱脱过了一段时间后，还是知道了王袆已在昆明，并得知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存有二心。脱脱对梁王严加责备，要他杀害王袆，以断其降明退路，促使效忠“北元”。梁王在王袆的感召下，已有投明意向，同时又倾慕王袆的儒雅之风，不愿加害。脱脱对把匝剌瓦尔密大为恼怒：“你既身为朝廷大臣，又系世祖忽必烈的嫡系后裔，当今国家危难时刻，不图救治，而欲投降敌人，日后你有何颜面去见列祖列宗!”说罢，拂袖而出，欲跃马而去。把匝剌瓦尔密被脱脱所吓，只得请出王袆与脱脱相见。
脱脱妄想以死威胁，逼王袆屈服，投降“北元”。王袆大义凛然，慷慨激昂，放声大骂：“元亡明兴，这是天意所定，人心所向，蒙元已如火把余烬，怎能跟我大明日月争光。我堂堂天朝国使，奉大明皇帝诏命而来，岂能为你区区余孽所屈。我唯死而已，有何可惧!”
脱脱恼羞成怒，而又无语相对，只得图穷匕现。司徒达里麻等仰慕王袆儒雅雄才之风范，感佩王袆凛然不屈之气概，从旁劝解：“两国间互派使者，自古皆然，如若不从，则可以礼送，何况王公的文才品行，当今天下无双，岂能加害?”但脱脱为除心头大患，此时已决谋害之意，咬牙切齿：“当今之际，即使孔孟之圣，也当杀不存。”梁王惧怕脱脱，不敢相抗。王袆功败垂成，慨然而叹：“我死何惜，然云南之祸，自此始矣！”洪武六年(1372)十二月二十四日，王袆为国家一统大业血洒云南，慷慨就义，终年52岁。
英名永传
王袆一生，其位不显，然高风义节，同贯天日。其气何来，来之于文，文气相通，文养气充。王袆之文，为巨观之文，王袆之气，为浩然之气。
中国古代典籍分经、史、子、集四部。王袆学于经，而成于史，成于子，成于集。他说，学问无穷，岁月有限，虽有绝伦之资，或也莫能究其本，因而为学，以切乎六经为最要。经明，则道明；道明，则天下之事措之不难。他身体力行，学通六经，而为之于史有《大事记续编》，为之于子有《重修革象新书》，为之于集有《王忠文公集》。清乾隆年间修撰的《四库全书》，有王袆编著三种，分别列于史、子、集三部。一人三种著述，录于《四库全书》三部之中，可见王袆学之渊博。宋濂评说：“其幼时为文幅程宽而运化宏，光焰烨烨起于诸公间；弱冠以后则波浪涌而鱼龙张，风霆流而雨电集，五采竞明而十日并照；年逾四十其文浑然天成而条理弗爽，使人挹之而愈深，味之而弗竭。每读其文，心醉神融，如饮甘醇。”
王袆既死，朝野尊崇。建文元年(1399)二月，建文帝下诏，赠王袆翰林学士、奉议大夫，赐谥号“文节”。英宗正统六年(1441)，重新赠王袆翰林学士、奉议大大，赐谥“忠文”。继王袆以后又不屈而死的方孝孺评价他说：“祟位重禄之荣，高车驷马之饰，虽不及当时之权贵，然身没之后，彼绵嘶尽腐灭而无遗”，而王袆则“节行之传，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俨如超世而登仙。”
云南地方为纪念王袆为国家一统大业而捐躯的事迹，在昆明曾建有王袆专祠，并派专人护祠。后增吴云，称为“二忠祠”。
在故里义乌，明成化年间，王袆后裔在青岩傅建王忠文公祠。嘉靖年间，义乌地方在县城建有“四贤祠”，后改为“忠贤祠”，祭祀王袆等人。昆明、义乌分别建有王袆衣冠冢。
王袆子孙，代不乏人。子王绅，字仲缙，号继志。师从宋濂，官国子博土，预修《太子实录》。著有《继志斋文集》20卷。孙王徐，字叔丰，师从方孝孺。建文四年(1402)，方孝孺遇害，冒险收其骸骨。永乐中以儒士举，曾预修郡邑志及采上二朝实录事迹。以眼病致仕，自号瞆樵。著有《青岩类稿》，并辑方孝孺遗文为《侯城集》。曾孙王汶，字允达。成化十四年(1478)进士，授中书舍人。旋归读青岩齐山下，人称齐山先生。著有《齐山文稿》。
王袆为国家一统，慷慨不屈，殉国云南，迄今已600余年。诚如前人而言，文章节义，两者俱兼，千古不朽，英名永传。
主要参考资料：
《王忠文公集》，[明]王袆撰，明正统刻本
《元史》，[明]宋濂、王袆等撰，1976年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排印本
《皇明书》，[明]邓元锡撰，明万历刻本
《皇明史窃》，[明]尹守衡撰，明崇祯刻本
《明史》，[明]张廷玉等撰，1974年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排印本
《明实录》，1962年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校印本
《朱元璋传》，吴晗撰，1949年新中国书局排印本
《宋文宪公集》，[明]宋濂撰，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排印本
《继志斋集》，[明]王绅撰，1983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逊志斋集》，[明]方孝孺掇，民国八年(1919)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书》影印明刻本
《南康府志》，196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明正德刻本
义乌《凤林王氏宗谱》，民国二十五年(1936)风林王氏宗族排印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