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锡

鲍  川    

朱之锡（1623—1666），字孟九，号梅麓，义乌人，清初治河名臣。官至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河道。顺治十八年加太子少保，康熙元年进阶资政大夫。朱之锡治理黄河、淮河、运河长达10年，殚精竭虑，卒于任上，年仅44岁。乾隆追封“助顺永宁候”。三河黎民颂其惠政，奉为“河神”，沿河立庙，称之为“朱大王”。

顺治识才委重任

朱之锡的老家义亭镇陇头朱山头下村，在离稠城40里的义乌江畔，风景优美，林深藏宅。宋绍兴四年，朱贯，（字珍华），因举进士不第，从本县蒲墟（今赤岸村）迁居这里。性好梅，绕居而植，所以，从前的陇头朱村也雅称梅陇里。

明天启三年（1623）农历十二月初七，朱之锡出生在北京。这时，他父亲朱三凤正在北京经商，重金聘请京都名师为他训导。且常到他身旁，讲述祖辈风雨犁锄的艰辛生活，教诲他为人之道。有时，小之锡贪玩，他父亲就声色俱厉，直面训教。母亲沈夫人是名门闺秀，持家节俭。

明祟祯十年（1637），朱之锡15岁。京城因国内战乱频仍而不景气，朱之锡父亲生意清淡，家境日渐衰落。加以祖父去世后，他父亲举家迁回陇头朱老家，重新荷锄耕种，母亲则勤事机杼针织。她卖掉身上的金银首饰供朱之锡读书。朱之锡面对这种境况，读书更加勤奋。

功夫不负有心人。朱之锡在南归家乡的当年，就考中秀才。尔后经10年寒窗苦读。顺治二年（1645）赴北京，以首科荐举。第二年24岁的朱之锡登清朝首科二甲第8名进士。入选庶常馆充庶吉士。庶吉士待遇优渥，是高级官员的后备队。清顺治皇帝登基之后，深感自己勇猛有余而学识不足，就重新勤读汉儒经典以提高治国能力。朱之锡进翰林院供职后，顺治见他有学问，向他提问能得到满意的答复，因此产生好感。顺治四年（1647），朱之锡朝考成绩优异，被授以弘文院编修，第二年开始纂修《六曹章奏》。顺治六年（1649），任会试同考官。顺治七年（1650），朱之锡父亲去世，还乡服丧。顺治十年（1653），服孝满，携母进京，恢复原职。这时随同朱之锡一起进京的还有历史学家谈迁。

朱之锡礼待贤士。海宁谈迁，终生未仕。虽家徒四壁却嗜书如命。他悉心研究明史。从明朝天启元年（1621）开始，历27个春秋，写出了一部长达100卷的编年体明史实录《国榷》。然而，在清顺治四年（1647）时史稿被窃。谈迁痛不欲生，立志重写。但要再写一部明史谈何容易?此事被回家守孝的朱之锡知道后，朱之锡孝满进京复职途中，亲赴海宁聘请谈迁为记室。两人沿运河进京，谈迁在朱家住了两年半，除了替朱之锡做些文字工作以外，全力搜集史料，重新撰写《国榷》。

谈迁在朱之锡家里，一有时间，就寻书访人，探求史迹。明朝的降臣、皇亲、宦官和公侯门客，几乎遍访无遗。朱之锡为他的《北游录》作序，叙述谈迁搜访史料的感人精神。在朱之锡的帮助下，顺治十三年（1656），新的《国榷》定稿。为后人研究明史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顺治皇帝常常驾临弘文院巡视，甚至不事先通知。他看见朱之锡恪守本职，不见丝毫懈怠。尤其对历朝史事、诸大家文章了如指掌，有所问及，对答如流，因此，十分赏识朱之锡的博学广识。

顺治皇帝曾在弘文院要朱之锡当场赋诗。朱之锡沉思片刻，提笔写下了“禁内盘盂能敬胜，犹怀笔谏效前贤”等诗句。顺治皇帝大喜，叫朱之锡坐下，并赐茶，又赐给朱之锡一件锦袍。顺治十一年（1654）春，朱之锡升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读学土，朝廷追赠其父为儒林郎。詹事府设詹事一人、少詹事两人，总管东宫内外事务，职司经史文章，辅导太子。

顺治十二年（1655）春，朱之锡迁少詹事兼国史院侍讲学士。冬，升詹事府詹事兼秘书院侍读学士，奉旨纂修《资治通鉴》。顺治皇帝在阅读史书纲目时，发现史籍上没有周威烈王以前的史料记载，就叫朱之锡续写自盘古到唐尧时代的篇章。顺治十三年（1656）夏天，朱之锡转弘文院学士，加一级。掌管官员向皇帝奏事奏章的审阅和皇帝宣诏天下的圣旨起草。顺治外出巡视，总叫朱之锡随从。皇帝阅读的书籍，都先由朱之锡点校。

顺治十四年（1657），朱之锡升吏部右侍郎兼弘文院学士，掌管全国官吏任免、考课升降调动等事务。奉诏清理刑狱。原任总督河道要职的杨方兴卸任，因总督河道一职关系重大，亟需选择德才兼备的干练人才继任。顺治皇帝在博选廷臣时，惟看中吏部右侍郎朱之锡。这时，随朱之锡在京的母亲因朱之锡父亲过世过哀成疾，病入膏肓。朱之锡是个有名的孝子，要求送母回乡侍奉以尽孝道。对皇上所委重任，只得婉言推辞。没想到，七月十九日，顺治皇帝谕旨朱之锡说：“总河事务重大，必得奇人方能胜任。吏部右侍郎朱之锡，气度端醇，才品勤敏，着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河道，提督军务。”朱之锡拜读圣旨，进退两难。惊惶之余，还是以《惊闻新命疏》向皇上恳辞。疏曰：

总河一官，司数省之河渠，京师之输辙。其间区书机互，争于呼吸。而吏治民生，钱粮兵马，事务殷繁，责任重大。朝中重臣老成练达者才能胜任。而臣以未逮强壮之年，未经涉历之多，仰负殊恩。则属臣一身者甚微，关于国事者甚巨。此臣所以闻命惶骇不已。而不敢不据实披陈于君父之前也。冒昧祗承。报效之志虽殷，言劣之才有限。万一辜负皇上期望，担负不起重大国事。经过几番深思熟虑，不得不莽请皇上鉴臣愚诚，收回成命，别选真才投以斯职。

七月二十四日，顺治皇帝又颁旨给朱之锡：“以卿才品，特简河督，着即遵旨任事，不必逊辞。”经顺治的二次旨谕，朱之锡才于七月二十九日受任，时年34岁。

运河修复工事虽在冬月水涸之时进行，但一应准备工作刻不容缓。加以黄河长堤孟家埠口，涨溢漫没，堤决崩溃。虽仍由杨方兴率领官兵民众在抢堵修堤，但朱之锡从京都邸报上得到消息后忧心如焚。他想，既然自己已继任该职，就得早日赴任。顺治皇帝为了勉励朱之锡做好这件大事，谕旨于九月初九日在景山召见朱之锡，亲自为他饯行。亲手将河督用的衣帽、带靴、鞍马等物赐给朱之锡。朱之锡受宠若惊，跪伏于地，说：“臣当以全力报效国家及皇上殊恩，即使粉身碎骨亦在所不辞。”

鞠躬尽瘁治三河

天降大任于斯人。朱之锡携带家眷，离开京师，于顺治十四年（1657）十月初八，抵达济宁总督河署。履行治河的职责。

朱之锡刚接任，就碰上黄河下游冬季凌汛期。一时天寒地冻，河水结冰，河流阻塞，祥符槐堤坝被河水冲决了一个大口子，朱之锡立即赶到现场抢修。

中国河患，最严重是黄河、淮河。明末清初几十年战乱，黄淮堤防失修，顺治开国，黄河连年决口，每年治黄投资就达百数十万两白银、役夫丁工数万。

黄河下游，河道淤泥堆积。河南、山东一带河床高出两岸平地数丈。因此，全靠人工筑堤防水。一旦河堤决口，势必泛滥成灾，危及淮河。每逢夏秋季节，洪水下泄，几成汪洋。两河百姓苦不堪言。故治黄即所以治淮，而治淮莫失于治黄。《清史稿·河渠志》记载，朱之锡治河的头五年，黄河决口的险情，触目惊心：“是年（十三年），决祥符堤，疙疸随塞。”“十四年，建义、马逻诸堤并溢。姚家湾塞，之锡驰赴清江浦筑戗堤，塞决口。”“宿迁董家口为沙所淤，就旧渠迤东别开河四百丈通运道。复决武慕家楼。”“十五年十月，河决山阳柴沟。”“十六年，决归仁堤。”“十七年，决陈洲、郭家埠、虞城，罗家口随塞。”水患频繁，不容朱之锡片刻喘息。

因此，朱之锡就任河督，不是劳于奔命治黄堵决口，就是淮河告灾，亲临抗洪第一线。南北交驰，几无歇脚之时。朱之锡的前任河道总督杨方兴，治河多年，由于黄河决口频频，他本人虽曾以防护无功而提出辞职，并多次遭到朝中大臣的弹动，但朝中实在缺乏当此大任的人才，故顺治不是上渝“以弹力河防不必引咎”为由拒绝，就是用“上念其劳以原官加任”安抚民心。他任职最后一年，也是朱之锡刚刚接任前后，黄河大王庙处决口，一次花费堵口  银两就多达80万两。由此可见，治理河道，担任总督一职实非易事。

大运河是清朝北自京师口，南抵杭州湾的一条水运大动脉，三河交汇处更是朝中南北运输的咽喉要道。《清史稿·河渠志》载：“夫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而运亦病，由是治河、导淮、济运三策，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京师是朝中重储之地，运河上每年就有数万艘兵运和粮运的船只通过。因此，运河不可一日不通，黄淮不可一天不治。这条清代漕运的水上生命线，一旦梗阻，粮草难行，兵马不动，后果不堪设想。而治理大运河必须先从受害最严重、工程最艰巨处入手。一旦水灾过去，运河又因大量沙泥淤泥而阻塞漕运。因此，朱之锡不得不一边治黄淮水患，一边又征集大批军民，清淤除塞，疏浚运河，确保漕运畅通无阻。

朱之锡每十天时间，只有一天在住所处理案犊，其余九天都在外巡视督查。酷夏不张伞盖，寒冬不穿皮袍。不是夜宿荒郊，就是在治河工地上坐等天明，与军民同甘共苦。

朱之锡清廉勤政，为民造福的事迹很快被两河百姓争相传颂。当时奋战于抗洪抢险的大多数是沿河各地的服役民夫。有的地方连年水灾，无衣无食，人在工地也是心牵家中老幼，时时有人外逃。即使留在工地也因食不饱肚，又无薪资零用，大多萎靡不振。朱之锡巡视河工时，沿河百姓时有拦马陈述苦难，央求为民分忧。若不改善河工生活，治河大业难成。朱之锡多次向朝廷奏述，申陈沿河人民之苦，建议体恤民瘦，合理摊派夫役并发给钱粮，实行以粮贩济。并在各重要地段驻兵防守，以酌减徭役之苫，给两河民众以更多的时间休养生息。沿河民众纷纷称他是心系社稷黎民，为民排忧解难的一等好官。

朱之锡为官清正廉洁，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他在任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时，为了严肃吏治，惩治贪官、玩官的朝奏就达15批次之多。按规定他对各执掌兵农、钱谷的督抚满一年举动一次，以清吏治，以安民生。每年除了弹动不力官员外，又连续向朝廷上奏《申明激劝大典》，对贤否勤怠，分别举报，隆重奖励河属各有功之臣。因此，治河工地上不断涌现出清官好宫。朱之锡还利用空余时间，写下了大量的调研奏章，对治河、漕运等重大工程提出了许多十分有见地的意见，辑成数十万字的《河防疏略》，其中有近百篇奏疏全都被朝廷采纳。

大禹遗风扬天下

朱之锡总督七省河务，南北交驰，经常不在府中。母亲奉养河署，晚年很想回陇头朱老家，但因朱之锡公务繁忙，无法分身而难偿落叶归根之意。她病重卧床不起，常抓住儿子的双手呜咽，担心身后葬事。

顺治十五年（1658）二月初八，老母抱着老死不能回归故里的遗憾卒于河署任所。朱之锡为了却老母生前遗愿，根据朝中孝例，准备扶柩回乡葬母。不意，顺治颁旨朱之锡说：“河道关系重大，卿以才望，特简着即在任守制，不必回籍。”朱之锡接到皇上圣旨，悲感交集。一面是自己肩负着治河的重任，难违君命；另一面是难以扶柩回乡归葬，不能了却母亲生前的遗愿，公与私矛盾交织。四月初六，顺治又以“河务重大，知卿才堪总理，前已有旨慰留着遵，不必再有陈请”的不能抗违的圣旨，不让扶母柩归葬。这时，曾与朱之锡在京师交往最要好的朋友施闰章，恰好在山东任督学；闻知朱母噩耗，亲自前往悼念。朱之锡痛哭流涕地对前来悼唁的好友施闰章说：天子已经给我这个臣子以特别的待遇了，我岂能为母丧而不顾职守呢?

从此，朱之锡披麻戴孝，在职守孝，他强忍着悲痛，公而忘私，仍然不分昼夜地奔波在沿河工地上。当时伏秋已近，粮运亦将盛行。他既担忧数月以来旱情严重，河道干涸，漕运不通；又担心一旦洪水猛涨，河堤冲决，贻害百姓，影响漕运。想到皇上对自己特别器重，朱之锡不敢丝毫懈怠，扶柩回乡之事也不再陈请。然而，朱之锡每当河防运事告一段落，回到家中看到母亲灵柩，就悲痛欲绝。但一想到沿河万众的安全，治河责任重大，又只能吞声饮泣，扶棺垂泪，陷于为尽忠而不能尽孝的极大痛苦之中。

朱之锡痛母仙逝，披麻戴孝已近一年，想到行将丧服脱换之际，尚难偿归葬母亲的凤愿。于是，他又在当年九月、十月时届深秋，河潜事毕，所有末完积案也都料理清楚后，又三奏皇上，要求扶柩还乡。但顺治又以“河道重务，正资料理，卿仍遵旨，勉留视事，不必再行陈请”为由劝说。直到第二年深秋，河事又毕，朱之锡又为母棺停放河署灵堂，老母生前的音容笑貌恍如眼前，凄楚之情油然而生，实感无地自容。顺治十六年（1659）十一月，朱之锡四上《哀恳归葬疏》。以国家孝治天下为本的顺治皇帝只得考虑派人暂行代理，让朱之锡扶母柩归葬，于是差道杨茂熏前来暂署河务。

朱之锡用近两个月的时间一边前往治河工地，催督筑堤工程，一面处理每年应在伏秋完成的修防工程的积案。等到与杨茂熏全数交接完毕，已是次年的春暖花开之时了。顺治十七年（1660）二月，朱之锡才护送母亲的灵柩，千里迢迢地从河署驻地赶回义乌。此时，顺治皇帝颁旨给金华知府孙丕承，前往祭葬。并封朱之锡母亲为大夫人，“以国典宣优，造坟安葬。”封赠朱之锡的父亲朱三凤为通奉大夫，内翰林学士加一级重葬。同年十二月，朱之锡假满还任于朝。第二年（1661）春，杨、徐、兖三府水灾严重，淮河暴涨泄于平地，水深丈许，伤毁禾稼，冲坏民舍无算，村落湮没殆尽，浮尸旬日不绝，陆地行舟或舟行城上，民溺无算。朱之锡亲临现场指挥抗洪抢险，并带头捐金赈灾。顺治皇帝闻讯后给他晋阶为太子少保。

朱之锡回任不过两个月，突然传来清世祖顺治皇帝驾崩的消息，朱之锡禁不住日夜恸哭，几不欲生。想起皇上对自己破格重用，恩宠有加，发誓“我为河事，即使粉身为微尘，也要图报圣恩。”决心殚力尽职，益勤于初。康熙亲政，仍把河务当作巩固清朝统治的重大政务，始终没有放松对水利的整治。康熙元年（1662），朱之锡任期已满，经考核，因功绩卓著，仍被重用。康熙进阶他为资政大夫，并亲赐羊酒文绮，命他继任总督河道，成了两朝治河重臣。

在康熙帝执政的最初15年内，黄河决口达69次，而朱之锡最后5年的治河就是在康熙执政的前五年中，几乎连年累月黄河决口，几成大患。朱之锡就亲自驻扎在治河工地指挥抗洪抢险，筹划民工和材料，以致手、脚、口都生疮溃烂，也不下第一线，直到抗洪告成，险情排除。朱之锡十年治河，呕心沥血。他的足迹踏遍黄、淮各地，身体积劳成疾也不告假治病调养，以至身体虚弱，形神憔悴。黄、淮、运三河水安澜了，沿河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了，而河道总督朱之锡却病倒了。

万民拥戴颂河神

最催人泪下的是，朱之锡于去世前一天写好，尚未奏呈皇帝的《患疾日深疏》：

奏为微臣患疾日深，重任益虞文负。吁恳天恩，特准解任调理，以无误河漕事务。臣一介庸菲，猥荷世祖章皇帝拔摧，俾总两河。复蒙我皇上格外殊遇，宠加富秩，滥芋重寄，十载于兹矣。积咎弥多，受恩愈重，夙夜省循。虽捐糜顶踵，尚未足仰酬万分之一。何意蒲柳之姿，天禀本弱，兼之才力浅薄，绠短汲深。每当天时水旱，南北奔驰，忧悸内积，久感怔仲病症。自去春未，心火上炎，跳动不止，饮食减少，恍愧多晾，终夜之间，卧起三四，不能成寐。及后阅历夏秋，前病日剧。偶于八月二十五日，由虞城督工回署，检阅各属公文，痰火上动，忽然眩晕。传医马柏龙，投以姜汤、珠砂等剂，移时方定。此皆本处官役所闻见而共知者。时方决工紧急，空重盛行，蝇勉办理，不敢轨以私情渎陈规，自干避之罪。迨至今岁正月初四日，北赴临清勘阅大挑，回济之后，又于二十一日，南阅夏镇入闸邳宿一带，加以感冒痰嗽，过服发散之剂，迄今月余，寒疾虽退，而头晕非常，心胸躁动。批览少久，则开鸣目紧，眩昏难支，两膝以下寒冷作酸至不可忍。历传医生马柏龙、郑国柱等诊视调治。皆云血气内损，非得岁月静息未易痊。后臣思，人臣以身许国，虽鞠躬尽瘁，义所应尔，狗马疾病，何足上渎宸聪。但河道事务，关系国计民生，何等重大。河工形势变迁百出，钱粮夫料，头绪纷坛，何等繁剧。在臣驽钝之质，平时犹惧备辕，当兹精神耗竭之余，若因循缄然，日复一日，则所系躯命者虽微，有关军国者甚钜，万一陨越贻误，臣罪滋大，此臣所以辗转思维而不得不披沥于君父之前者也，查山东总督臣祖泽溥，河南总督臣刘清泰，俱以患病疏请调治，蒙恩谕允。臣谨援例，冒昧吁陈，伏乞皇上轸念。河漕重寄，抱疴之身难以胜任，伏乞特准解任调治，并敕部速推新督，接管受事，则臣未陨之年，皆皇上再造之赐也。臣不胜恳切恩吁之至。

康熙五年（1666）二月二十二日，朱之锡于去世前一天撰写的奏章连最后日期也来不及写上，就与世长辞了。时年仅44岁。

朱之锡去世讣闻于朝，一时朝中百官，无不磋悼。噩耗传开，两河百姓，悲号陨涕，济州士庶，或巷哭不已，或匍匐聚哭于堂，如是者累月。济宁州知州廖有恒、直隶山东河南总督朱昌祚、山东督学施润章、河署驻地兖州百姓等纷纷向朝廷上疏陈情。朱昌祚疏言：

锡治河十载，绸缪旱溢，则尽瘁昕宵；疏浚堤渠，则驰驱南北。……核其官守，可谓公忠。及至积劳樱疾，以河事孔亟，不敢请告。……夙病日增，遂以不起。年止四十有四，未有于嗣，吁请恩恤，赐祭葬。

康熙皇帝鉴于众大臣的朝奏悼念，以国典从优，谕赐祭葬。朝议大夫李之芳奉旨为安葬在金华方村的朱之锡撰写墓志铭。

康熙十年（1671）二月初一，时朱之锡已去世五年。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罗宪巡查到兖州府济宁州南关外的报功词，发现祟祀录中没有陈列朱之锡，即上书康熙，朝廷准朱之锡以“资政大夫、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入祠济宁州的报功祠中。

乾隆四十年（1780），乾隆南下巡视河工，看到河运畅通，百姓安居乐业。全靠朱之锡治河之功，因此追封朱之锡为“助顺永宁候”。

朱之锡逝世后，两河百姓纷纷沿河立庙祭祀，常年香火不绝。敬奉为“河神”，称为“朱大王”。沿河各儒学宦把也相继为朱之锡雕塑，称其为一代治河功臣。

朱之锡总督河道10年，以勤俭为本，经营有方，河库存银由10万两增长到46万余两，存银分文不花。按朝中规定，可将5万两“余羡”赏给朱之锡本人，但他却分文不取。以至于他死后“家无余财”，所剩的仍是祖遗的三间泥墙瓦房。《梅麓公行略》一文中称：“其居官清介，一切耳目玩好无所尚。惟藏书数卷，被服如儒生，布衣蔬食，泊如也。其接物则一本于诚，喜悦不形，遇僚属如家人。凡所指授，必要曲详尽，娓娓不倦。”

赤岸镇赤岸村近时发现一块“越国世家”木匠，署名“詹士府詹事学士朱之锡”。

《河防疏略》凡20卷，原由清会稽后学征沁、济南左侍御史李勤园和太守孔元起刻印。后成绝迹。幸由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利科学院专家王涌泉先生，经数年寻觅，于1978年在复旦大学找到原刻本。

主要参考资料：

《清史稿》，赵尔兵撰，中华书局出版

《中国通史》第10卷，白寿彝总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3 月版

《寒夺馆河防疏略》，清康熙戊中年原刻本

《北游集》，谈迁著，中华书局出版

《黄河志·人文志·治黄人物》，黄河人物委员会黄河总编辑室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

《[嘉庆]义乌县志》，义乌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1997年10月

义乌《梅陇朱氏家语》，民国戊子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