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普森
义乌市政协牵头编纂的义乌名人丛书第一卷《义乌名人》于今年初春与读者见面。它的出版发行，不仅受到了义乌人民的欢迎和喜爱，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首肯与赞誉。事隔半年，丛书的第二卷《义乌名人传》书稿，洋洋50万字。我有幸在付梓前拜读，不禁怦然心动，浮想联翩。感慨之余，记下文字，权当作序。
（一）
在童年时代，我就从启蒙老师口中，知道有关义乌县名的故事。说在很早以前，在义乌这方土地上住着一户姓颜的人家，有个名叫颜乌的青年，非常孝顺。颜乌的父亲病死后，由于家贫买不起棺木，也雇请不起人来料理后事，颜乌一边哭一边用手指连日带夜地挖土埋葬父亲，手指出血了，眼泪哭于了，几度昏倒在坟地上。颜乌的孝行居然感动了大群的乌鸦，乌鸦啄泥衔土撤在颜乌父亲的尸体上，帮颜乌一起做坟。乌鸦的嘴也因啄泥衔泥受伤流血，就这样用血染的泥土埋葬了颜乌的父亲。但不久，颜乌因过度悲伤加上劳累，也随父亲而去，乌鸦又衔泥埋葬了颜乌的尸体。颜乌葬父、群鸦衔土相助的动人故事，很快传开。到颜乌所生活的地方建立县治的时候，就将县名命名为“乌伤”，旨在旌表颜乌孝德。并说“乌伤”就是现在我们生活的义乌。
启蒙老师是一位童生，除教我们识字外，经常给我们讲故事，第二天叫我们学子将老师讲的故事重讲一遍。讲得基本合格的鼓掌一下，讲得优秀的鼓掌三下。颜乌葬父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启蒙老师讲的未必完整、准确，但给我留下了永不泯灭的记忆：义乌县名是与颜乌、乌鸦的孝、义故事相连的。成年后上大学读书，学的是历史学专业，由于对家乡的思念与职业的习惯，读了西汉刘向著的《说苑》，刘敬叔《异苑》，《汉书·地理志》，《水经·渐江水注》，元朝黄溍主编的《义乌县志》和《[嘉庆义乌县志》等书籍，获知义乌县名，经历了“乌伤—乌孝—乌伤—乌孝（华川）—义乌”这样一条演变路线。秦王赢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将王剪平定江南，在吴越两国的旧地建会稽郡，郡内建县，以稠城为中心设县，根据颜乌葬父献身、乌鸦相助的事迹，将县名命名为“乌伤”，以显孝之本意。秦建郡县时，浙江境内仅有15县，乌伤县是15个县之一。西汉末年，王莽改制，将乌伤县名改为“乌孝”。东汉建武初（公元25年）恢复乌伤旧名。唐高宗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乌伤县从婺州（今金华）分出，升级为州的建制，命名为绸（今通作稠）州。绸州分为乌孝、华川两县，乌孝县境包括今浦江，华川县包括今东阳，县治设今稠城与赤岸。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绸州州制撤销，乌孝、华川两县合并，改名为义乌县，遂一直沿用至今。定名义乌，其义与乌伤、乌孝同。《嘉庆]义乌县志·童楷序》：“邑以乌名，志孝也。”
从语言学角度上来说，最早出现在浙江境内的地名，均属越语系。当代越语如《拉普斯大百科全书》所说，是“已经消失了的语言”。今地名中的常用字像余、姚、虞、郯、乌、句、无、朱、姑等等均属此类。《越绝书》上记载“越人谓盐曰余”，使我们知道余的意思是盐，一些带余字的地名都与盐业生产有关。除余字外的其他地名字，“其义无得而详”。乌伤两字系越语，后人不谙越语，就不免要以汉字字义解释越语，乌伤县就是典型一例。《水经·渐江水注》载：
浙江又东这乌伤县北，王莽改曰乌孝。《郡国志》谓之乌伤。《异苑》曰：东阳颜乌以淳孝著闻，后有群鸟街土为坟，鸟口皆伤。一境以为颜乌至孝，故致慈乌，欲令孝声远闻，又堍其县曰乌伤矣。
乌伤改名为义乌，也是根据广为传颂的颜乌故事，以汉字字义解释越语的结果。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在建县城东43公里的凤凰乡有个乌祥村，是乌伤县王姓迁此，初命村名为乌伤村，以示不忘王氏老根。后觉伤宇不吉，改伤为祥，名乌祥。
约定俗成，自古以来，义乌人向以颜乌精神为立身处、待人接物的榜样。原属乌伤故地的名流宦官，均以颜乌子后人为荣，历代义乌县令，也都以颜乌的孝德作为教化县人的教材。
（二）
一方水土育一方人。义乌这块土地，养育了数以万计的文臣武将、商贾巧匠，可谓英才迭出、名家星罗。义乌人不但善于经营，也善文习武，涌现了不少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医学家。东汉后期陈王相国骆俊，三国孙吴著名将领骆统，南朝著名高僧惠约、傅大士，“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北宋杰出政治家、军事家宗泽，被永嘉学派陈亮称为“乌伤四君子”的喻良能、何格、喻良弼、陈炳，南宋理学家徐侨、叶由庚，宋末状元王龙泽，元代著名史官、被誉为元代“儒林四杰”之一的黄溍，金元四大医家之一的朱丹溪，著名诗人金涓，著名文史学家朱廉、傅藻、王炜，明代名闻暇迩的儒将吴百朋，平倭显神威的义乌将领与士兵，清代在义乌种糖梗制红糖的始祖贾维承，李清照式的人物倪仁吉，征伐陕北、两广30余年、战功卓著的金光，治理黄、淮、运河被奉为“河神的朱之锡，词坛名家楼俨，汉宋调和学派代表人物朱一新，民国数理学家、全国工程学会会长陈晃，浙江省临时参议会会长朱献文，著名语言学家陈望道，中科院生物学部委员（即现院士）、中国现代棉作科学主要奠基人冯泽芳，中国公共卫生事业先驱朱章庚，社会活动家吴山民，著名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杰出历史学家吴晗，老红军冯志祥，经济学家吴斐丹，作家何家槐、王西彦，画家朱恒……等等。代代都有一批杰出的名人，他们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义乌名人传》因篇幅限制，只收录了具代表性的97位（组）名人传记。事实上据记载，义乌人自晚唐至清末的科举中，中进士者达200多人；在明朝，因军功卓著被朝廷封为元帅、将军、指挥使、干总等职者即达250余人。历史上还出现了一批名门望族、官宦世家、书香门第，皆名震一时。
《义乌名人传》鲜明地体现了“勤耕、好学、刚正、勇为”的义乌精神和耕读传家、清节自守的乡情家风。书中对每位名人的刻划，都有传神之笔、点睛之处。“乌伤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庞，风俗澄清，道教隆治”（《隋志》）。正是在这种品格和气质的熏陶下，义乌人才具有了“义乌人”的气质。冯雪峰曾说过：“凡在我们地方的人都有这特色，身体坚硬，皮色焦黑，石一般的心的痴呆，恰恰和我们的地土相合。”冯雪峰自己就是这样的人，骆统、骆宾王、陈望道、吴晗……等等都是这样的人。他们上疏勤政、刚正抗辩，“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傲骨与勇气，也成为激励现时代义乌人开拓创新、领先潮流的不竭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名人传的出版，无论对先人、今人，还是后人，都将是功莫大焉的盛举，这也许才是编纂此书的现实意义所在，我为此而欣喜。
（三）
“读史使人明智”。文明史是人的活动的记录，学历史要读人物传记。人物传不但能起缅怀先贤、激励来者的作用，还能为我们提供许多经验和教训，使人获得有益的启迪。但是要撰写、编纂好人物传也是件说易做难的事情。其难有三：
首先是收录人物的标准。目前社会上名人典籍很多，收录标准千差万别。《义乌名人传》收录人物以体现其先进性和代表性为原则。编纂委员会拟定了l0条收录标准，选择了2000多年中的义乌众多人物中的97位（组）代表。传记读后感到这是本名符其实的名人传，这97位（组）确是义乌人的杰出代表。其先进性不但在省域范围卓有影响，在全国甚至国际上也有影响。
其次是义乌籍人物的界定。籍贯义乌，定居义乌的人物容易选定，但对籍贯义乌客居外地的人物和籍贯外地定居义乌的人物，就比较难定了。这里应有一个时限的界定，即第几代的问题。宗泽是义乌人，宗泽的儿子、孙子一辈也是义乌人，宗泽的后代大多聚居在义乌，也有一支在江苏镇江定居，至今有900余年，其后代就很难说是义乌人了。籍贯外地在义乌定居的，不问时限，凡在义乌定居的符合先进性、代表性原则，就收录其中了，如谢姬与孙基、孙壹等。谢姬是孙权的夫人，孙基、孙壹是孙权的孙子，于元兴元年（公元264年）从东吴京城迁居乌伤县。自秦王赢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至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凡840多年，乌伤县及以后的义乌县，先属会稽郡，后属婺州郡，元属婺州路，明清属金华府，此期间义乌县面积比现在的义乌市的面积要大，因而古乌伤属地的人物，凡具代表性与先进性原则，也收录其中。对古代、近代人物籍贯界定还易处理，到了现当代的人物界定就更难了。这样的问题在各县均会遇到。
第三是史料的搜集与运用。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按价值来说，自然是档案史料。除档案外，私家藏稿，如书信、日记、账册及笔记自然也是极宝贵的史料。方志、各类官书、报告、典籍以及报刊等等也是重要的史料来源，而这类史料使用较为容易。义乌名人传记依据上述史料进行撰写，且在每篇传记后均附有主要参考资料目录，具有可信性并使之规范化。传稿中还较多地采用族谱史料。族谱是我国传统史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极其珍贵的价值；但从史料角度看族谱也不免有溢美、浮夸之处，因为族语是族人所修，子孙是不讲自己祖先的过与非的。采用这类史料时尤应校核、考订，慎之又慎。幸而编者与作者较完善地处理了这些难处理的问题，搜集了能搜集到的史料，使传记有厚实的史料基础，丰富的文化内容和流畅的文字表述，从而更具科学性与可读性。
《义乌名人传》的出版，对当代文明事业的贡献固不待言。
2000年重阳节于杭州大营盘巷寓所
